无归属的生命
德勒兹明白，把内在性位移到生命领域使他进入了一个危险的领域。赖德胡德濒死的生命和婴儿的新生命似乎处于一个暗域，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营养生命和毕夏的“内部动物”曾经占据的暗域。与福柯一样，德勒兹完全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思考生命的思想都与权力一起分享其客体，因此必须不断对抗权力的策略。福柯对权力转变为生命权力的诊断已经使这一点无可怀疑了。“这在19世纪仍然是一种新生的权力，”福柯写道，“与之抗衡的各种力量正是依仗它所占有的东西，即作为活的存在体的生命与人。……生命作为一个政治对象在某种意义上只取了表面价值，而且与致力于控制它的制度是背道而驰的。”[32]德勒兹评论说：“当权力以生命为其对象时，生命就开始抵抗权力。这里，两种行动再次归属于同一个视阈。”33]抵抗这个概念在这里不仅必须理解为一个政治隐喻，而且要理解为对毕夏将生命界定为“抵抗死亡的一组功能”的反响。然而，我们可以合理地追问这个概念是否足以控制今天的生命政治冲突所具有的矛盾性，在这个矛盾中，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就在表明人屈从于权力的领域赤裸的生命的领域中表现出来。
如果福柯和德勒兹似乎都没有给“生命”以清楚的界定，那么，理解德勒兹在最后著述中提出的“生命”的意义就更加紧迫了。这里，决定性的作用似乎恰恰与亚里士多德的营养生命的作用截然相反。营养生命的作用在于坚持把生命归于主体的原理(“正是由于这个原理，一切生物才有生命”)，而象征着绝对内在性的一种生命…恰恰是绝对不可能归属于某一主体的东西，而是无限去主体化的发源地。因此，在德勒兹那里，内在性原理的作用与亚里士多德的缘由原则的作用恰恰相反。但还不止如此。虽然将赤裸生命孤立出来的特定目的是表明生物中的一种分化，以便使如此多样的功能和一系列对立得以表达(植物性生命/关系性生命；内部动物/外部动物；植物/人；在极限处；生命/生物；赤裸生命/有政治资格的生命)，但是，一种生命……表明根本不可能确立等级和分离。这样，内在性平面就成了实际上不确定性的原理，其中，植物性和动物性、内部和外部、甚至有机和无机，都在彼此影响的时候无法分辨：
德勒兹机器
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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