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是1968年的红色岁月，万森大学(University of Vincennes)的岁月。[2]由于我当时是毛主义者，所以，我们当时所说的作为“无政府欲望者”的哲学之魂的德勒兹就成了敌人，而更可怕的是，他参与了“运动”，他所授的课程是大学的核心课程之一。我从未缓和过我论战的锋芒：达成一致见解不是我的长处。我用那个时代最猛烈的言辞攻击他。有一次，我甚至指挥一支“部队”干扰他的课程。我以醒目的“流动和政党”为题写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抨击他提出的关于政治与群众运动之间关系的观点(或假设的观点)。德勒兹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几乎父亲般地待我，说我是一种“知识自杀”。
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一样，他唯一真正生气的一次是我那不明不白的关于非终身讲师职的事，在他的印象中，我企图在弗朗索瓦·勒诺特和让·波莱尔的帮助下为政治目的而夺取系主任的职位。[3]他在那份谴责我要把哲学系布尔什维克化的文件上签了名——那份文件或许极尽吹捧之能事，或许表明了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一种极端狭隘的思想！此后，合法的三驾马车—德勒兹、夏莱特、利奥塔—便在毫无对抗的情况下重新夺取了“权力”。
德勒兹忠实于尼采；在思想上他并不满腔怒火。每一篇文本都必须从头读起，不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现在的实用性或回顾性。我听说他曾对我的一本小书《意识形态》表示赞同，[4]因为我在关于政治进程的核心问题上区别了“阶级”和“大众”。而几乎就在同时—这是“左派”力量解体的时期，仅就我从未放弃的对这股倾向的忠诚而言，我讨厌任何明确的标识—我宁愿把他对自发运动的辩护、他的“自由空间”理论和他对辩证法的仇恨，简言之，他的生活哲学和自然的一与全部，看作是“法西斯主义的”。
“布尔什维克”对“法西斯主义者”: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存在的喧嚣》(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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