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几乎就在此后不久，我惊讶地看到他积极参与了反对“新哲学家”的一次公开介入活动。“新哲学家”声称纠正哲学家传统上采取的、被任意强迫保留的与舆论和媒体的那种关系，充当了共产主义“庸俗批判”的代言人。德勒兹准确地看到他们对思想自身构成了威胁。[5]我开始对自己说，一个新时期到来了，其他的反对派也都登上了舞台，概念的联盟转变了或被推翻了。
1982年，我发表了一部过渡性哲学著作《主体论》，[6]书中，我试图根据与当时政治环境相适应的一个框架以及我的马拉美和数理研究来重建辩证法。德勒兹给了我一个小小的忠告。仅就我当时所处的孤独状态(当时都一窝蜂地与左派联盟，都倾向于我所痛恨的密特朗主义)，以及我从事的哲学研究所面对的那种极端蔑视的沉默而言，他的忠告使我感激万分。至少可以说他没有任何义务这样做。而更有趣的是，他本人已经答应与校长共进午餐，这在我看来实在是一件丑闻。而他却一定会大笑不止的！
请注意，除了极其罕见的官方场合(除了上课，我实际上抵制学校和系里的一切活动)，在1982年我还没有真正“见到”德勒兹。我从未与他共进过晚餐，也未去过他家；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共饮过什么，也没有一起散步交换过意见。天哪，此后直到他逝世，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如在台球游戏中一样，互主体性的“步骤”往往是间接的。我通过与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一次长时间的理论探讨才意识到哲学时代的变迁。那次讨论是在汽车里，从已经病重的夏莱特家回来的路上进行的。利奥塔后来把这次和平的会见比作前一天还是夙敌的两个对手“在宿营地”的一次会面。此后不久，利奥塔提议让我审读他那部自称为“哲学著作”的一本书，也就是《差异》。7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在《批判》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用分析、比较和反对意见代替了关于对立的政治见解的简单综述。8可以说表达无数次运动之生气的那些谩骂(“布尔什维克!”“法西斯分子!”)，现在已让位于对知识不相容性的反思性确认(真理事件的哲学对立于后现代哲学)，这在密特朗时代一致见解的冰层之下表达了潜在的未来思想。
生产 第五辑
德勒兹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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