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存在与事件》的发表封闭了而对我来说则是—进入了这个新时期的明确入口。[9]我逐渐意识到，提出关于多的本体论恰好与德勒兹针锋相对，我的研究不是针对任何别人的。德勒兹的早期著述表明有两个范式主导关于多的思考：(源自柏格森的)开放多元性的“生命”(或“动物”)范式和关于集合的数理范式，后者还可以理解为马拉美所说的“星球”。有鉴于此，德勒兹就是第一个范式的当代思想家，而我则努力跻身第二个，包括其极端的后果，这种说法并非不准确。此外，“多”的概念是1992年到1994年间我们在书信往来中争论的焦点：他认为我把“多”混同于“数”，而我则认为像斯多葛派那样主张虚拟的总体性或德勒兹所命名的“混沌宇宙”则是矛盾的，因为就数的集合而言，既没有普遍的集合，没有总体，也没有一。
公众逐渐认识到，把我们两人拿来作一番比较并不是件荒唐的事。1992年，弗朗索瓦·沃何尔出于友谊为我的文集《条件》撰写的前言就是以德勒兹/巴丢的二重组合为基础的。[10]后来，埃里克·阿利埃兹从德勒兹的视角出发撰写了一篇当代法国哲学“报告”，认为我的研究是“走出”现象学的步骤之一，而“走出”这个过程最终是由他的老师完成的。[11]念闻人直图，
当然，问题既不是认同，也不是聚敛；而关系到一种直接对立，但在概念上却属于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对今天的哲学能够要求什么，它所必须处理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对多的一种内在的概念化。个
1989年，在由《哲学年鉴》(Annuaire philosophique)代表的改善哲学批评现状的短暂尝试期间，我写了一篇论《褶子》的文章，这是我主动做的真正令我满意的一件事。[12]我深受感动，对那本书极感兴趣。我认为我的评论完全公正，没有任何妥协。那些记忆力很好的人认为我对德勒兹进行了长达15年的政治侮辱之后，没有“权利“——在没有调解性自我批评的情况下——像我那样赞扬他。这绝不是我的看法。带有事件印记的系列政治事件是一回事；哲学的永恒，即便是在政治条件下建构的，则是另一回事。德勒兹似乎也不那么看。读了我的文章之后，他寄给我一封认真的、极端友好的、几乎是温柔的信。他在信的结尾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反过来对我的一些概念发表见解。听了这番话，我终于确信，我们在事先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的情况下构成了相互矛盾的两驾马车。
《存在的喧嚣》(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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