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此时的德勒兹对把我们的书信计划付诸实施尚有些犹豫不决。我完全明白这种犹豫不决是由许多烦恼促成的，而且是长时间积蓄起来的：比如，瓜塔里的逝世就仿佛断了他的左右臂，还有他自己越来越糟的身体，这使写作行为本身成了一件战功，每天拼命从对手那里夺得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收到那些长长的、写得歪歪扭扭的信件，在我们的手里颤抖着，同时还要确定是否能够明白写作—思考—是否能够取得非常痛苦的逃避现实的胜利。而且，不管他多么不计前嫌，不管在学说和生命方面他的方向多么明确，即走向创造性的证实和新经验，德勒兹都毫无疑问具有全世界的最充分理由不把他那巨大的哲学声望与我自己的追求联系起来，不管二者之间的对比多么鲜明。他为什么要为我这个曾经大肆辱骂他的人做事呢？即便已经成功地在争论之后达到了和解，甚至建立了兄弟友谊，但我和他之间毕竟没有共同点。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肯定地说就目前的身体状况而言他没有时间再继续通信往来了，这证明我的担心是对的。他愿意写一封信，进行详尽的评价，提出一些问题。我接到了这封令人钦佩的信，并试图在回信中说明我自己也处境相同。他又回了信，通信就这样又继续下来了：不可能的事竟然开展起来了，被宣布为不可能做的事竟然成了现实。数十页的书信稿叠起来了。
1994年末，我们决定结束这个项目，不再继续了。因为对我们两个人来说，该说明的问题都已经澄清了。此后不久，德勒兹写信给我，说在重读了那些信件之后，他发现它们太“抽象”，不切合实际。他非常唐突地宣布已经毁掉了那些信，明确地表示他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流传这些信件，更不用说发表了。
《存在的喧嚣》(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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