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你想象具体个案所带来的限制使德勒兹的思想成为对标志着当代思想之特点的多样性的巨幅描写或收集的时候，你就开始误入歧途了。你接着会以为这种做法把个案包括在思考活动之中了。事实并非如此:个案从来就不是思想的客体；相反，由于内在于最终达到自治的、属于思想自身的目标，内在于“由始至终”对思想权力的行使，所以，个案正是推动思想、非人格地表达思想的东西。因此，完全符合逻辑的是，在开始无数个看似各不相关的个案研究时，在接触由斯宾诺莎和扎赫尔-马佐赫、卡梅洛·比尼和怀特海、麦尔维尔和让-卢克·戈达尔、弗朗西斯·培根和尼采组成的冲动时，德勒兹开始了概念的生产，我将毫不犹豫地称这种生产为单调的，构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重点或对有限的概念进行的几乎无限的重复，以及精湛的名称变化，在这种变化之下，所思考的东西本质上是一致的。
因此，异质性的权利同时既是必要的又是有限的。思考活动只能在思想个案的巨大冲动之下开始；思考开始于一个原理这种情况被排除了。每一次开始都是一个单一的冲动，因此也呈现一个单一的个案。但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研究注定要重复：[17]在这种重复中，一种权力的不可改变的差异发生了效用。
仅以电影为例。一方面，德勒兹以令人窘迫的非专家的渊博知识单独地分析了一部又一部作品。另一方面，这种分析的最终结果变成了一个概念宝库，德勒兹从一开始就把所有这些概念联系起来，即运动与时间，并予其以柏格森所指的意义。电影，以其多产的影片、作者和倾向，构成了一个能动和限制的组合，在这个组合中，德勒兹占据了一个空位，他必须在这个个案的严格束缚之中再次覆盖他的能力范围，重铸他已经生产的东西，重复他的差异，使其更尖锐地区别于其他差异。正因为如此，影迷们才总是发现很难把论电影的两部巨著付诸实践，因为不管关于单个影片的描述多么挥洒自如，这种可塑性都似乎倾向于哲学，而非以任何方式提出便于影迷们用来强化自己观点之权威性的简单的批评论断。
《存在的喧嚣》(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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