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和我都不相信这种同质性。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辩论，而是耐心地检验我刚刚总结的三条原则。就我个人而言，就我为重新梳理而非推翻柏拉图主义而付出的努力而言，我相信这些原则的确存在。
存在的单义性和名称的多元性
在哲学上，可以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被打上了存在问题之回归的印记。正因如此，我们的时代才是海德格尔的时代。在一个批评的世纪和现象学的插曲过后，他进行了诊断，然后旗帜鲜明地把思想与其原始追问的重新组合作为自己研究的主题，这个原始追问就是:究竟如何理解存在者的存在?[18]当该说的话说了，该做的事做了之后，人们确信这个世纪就是本体论的世纪了，而这样的命运比它所导致的“语言学转向”要重要得多。这次转向使语言、语言结构和语言资源成为每一门知识探究的超验客体，而哲学则要么是普遍的语法，要么是不中用的逻辑。但是，当我们阅读语言学转向的唯一真正的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的时候，我们发现，《哲学研究》中最具概念张力的时刻恰恰是一个卓越的本体论基础得以奠定的时刻—永恒客体论。我们还发现，最后一句话属于沉默的、超认知的或神秘的直觉，它超越了认知命题所局限的逻辑结构，偏偏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应该做什么？如果世界的极限真的就是语言的极限，那么，结果必然是，无论是什么决定了思想的命运，它超越了世界的极限，也同样超越了语言的极限。这意味着科学命题(再现世界某一部分的命题)的合理性或意义就只能通过语言分析而得到保证(这是主要残余)，然而，思想的最高权力却不是这种分析，而是探讨世界本身的价值。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与存在相关的问题破坏了语言一如果指的不是语言的用法，那至少也指语言的终极目的。[19] 1示凸则时其回人觀古
德勒兹机器 生产 第五辑
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