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
然而，肯定还不足以构成一种德勒兹式的伦理学。一个伦理计划不能停留在纯思辨的层面上，而必须要找到进入实践领域的途径。斯宾诺莎的快乐观为德勒兹提供了进入这一新领域的钥匙：“快乐的意义似乎是严格的伦理学意义；它对实践而言就像肯定本身对思辨一样。……作为一种纯粹肯定的哲学，伦理学还是与这种肯定相对应的一种快乐的哲学。”(《哲学中的表现主义：斯宾诺莎》，第272页)那么，对思辨的肯定必须要由实践的快乐来补充。这就是作为存在的一种实践构成，伦理学是怎样实现其全部建设性的力量的。实际上，肯定的思辨需要相应的快乐实践来证实它关于创造性和活动的主张。换句话说，由自身的肯定是担冒风险的，即仿佛只掌握和选择了现实的存在；严格说来，快乐的时刻创造未来的存在。
德勒兹的大部分著作是讨论实践问题的:我们怎样启动创造性的力？我们怎样才能把哲学真的变成实践的哲学？德勒兹在对权力的研究中找到了答案。在柏格森和斯宾诺莎那里发现的活动的、易受影响的存在概念已经为这项研究准备好了平台：德勒兹的本体论聚焦于存在的运动，存在的因果关系谱系，以及存在的“生产力”和“可生产性”。因此，权力和生产的主题已经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在尼采那里，德勒兹对权力的两种性质加以区别，即积极的和反动的权力，也就是与其所为相关的和与其所为相分离的权力。在斯宾诺莎那里，对这一区别的限定更加丰富了，也就是充足与不充足的区别:充足的是能够表达(或包含或蕴涵)其原因的东西；不充足的就是不能表达其原因的东西。与积极的一样，充足的向前与其所为相关联；但它也向后与其内在的感受谱系、与自身的生产谱系相关联。充足的全面揭示存在的生产力和可生产性。这是为德勒兹打开权力领域的一个重要关系:与存在的行动和生存的权力相对应的是可以被影响的权力。可生产性具有的这种权力提供了本体论和实践之间的交流通道。
德勒兹机器
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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