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被影响的权力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我们权力内部的区别；对比之下，行动和生存的权力似乎是纯粹的自发的，未加区别的，因而对分析来说也是不透明的。因此我们就必须深入研究权力内部的差别、情状内部的差别，以便发现进行伦理实践的出发点。德勒兹对可被影响的权力的研究揭示了两个层面上的差别：在第一个层面上，他提出了积极情状和消极情状之间的差别；在第二个层面上，他提出了快乐的消极情状和痛苦的消极情状之间的差别。在德勒兹一个个地阐述我们权力内部的这些差别时，他还认识到人类状况主要取决于这个等式的弱项：我们可被影响的权力是由消极的而非积极的情状支配的，而且，我们的消极情状大部分是痛苦的而非快乐的。斯宾诺莎的这种“悲观主义”恰好就是快乐实践的出发点。有了对我们所处状况的这种现实评估，我们就可以踏上增进权力、开始快乐、积极生活的险峻之路了。
德勒兹开始详尽阐述偶然相遇领域里的实践，集中探讨与我们的本性相契合、增进我们的权力的身体相遇：产生快乐被动感情的相遇。一种快乐的被动感情，由于它是一种被动感情，所以就总是由外因造成的，因此总是表示不充足的观念；然而，由于它是快乐的，所以仍然能打开通向充足的途径：“因此，我们必须借助于快乐的感情形成关于外部身体和我们自己身体之共性的观念。因为只有这一观念，这一共同观念，才是充足的”(《哲学中的表现主义：斯宾诺莎》，第283页)。快乐的感情是实践的先决条件；它们是构成共同观念的原材料。实际上，共同观念已经潜在于快乐的感情之中了，因为快乐必然来自和一个身体的相遇，这个身体与我们自己的身体处于一种和谐的或可组合的关系之中。相遇的快乐恰恰就是两个身体组合成一个新的、更有力的身体。当我们的头脑形成了这个身体和我们的身体共有一种关系(一个共同)的观念时，快乐的情状就不再是消极的，而变成积极的了。实际上，这个共同观念的构成就包含或蕴涵着情状的原因，而表现其原因的情状就不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积极情状的快乐不再由于偶然相遇而发生；共同观念所支持的快乐是回报的快乐。这就是充实了德勒兹伦理要求的实践过程:变得快乐和积极起来。
哲学见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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