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座高原》中，德勒兹和瓜塔里对(相对于“皇家”科学的)“游牧”科学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从描述中我也发现了接近“游牧”艺术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48]游牧艺术调动物质和力而不是质料和形式。以法律为指向的皇家艺术努力通过一个不变的形式来确立常在的因素，约束和控制一个假定沉默和难以驾驭的问题。相反，游牧艺术试图把变量置于永久变化之中。皇家艺术的形式强调形式质料，将形式强加于次要的质料，即强加于已经随时准备接受形式的质料之上。但在游牧艺术中，质料从来都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也不是同质化的。相反，那是“构成形式之内容的单一性的承载。而表现却不是形式的，与构成表现质料的相关特征不可分割”。
在《差异与重复》中，德勒兹论证了理式(或思考)问题，他认为理解理式问题需要有一个具有不同强度的反应链，它必须从感性的相遇开始。[49]只有思考的暴力才有机会促成所有理式问题的共鸣和共存。1981年，德勒兹决定认真研究这个暴力，选取爱尔兰艺术家弗兰西斯·培根的绘画作为他此次的实验品。[50]贯穿于这些画中的巨大张力深深打动了他(构形与毁形；失衡扭曲的力与刚出现的平衡；运动与静止；收缩与扩张；破坏与创造之间的张力)，德勒兹结论说它们的功能是“用相异的方法产生相似性”。折磨着培根绘画的感性的暴力，用再现换来了对从未见过但又奇怪地熟悉亲近的一个世界的探索。在试图逃脱叙述和绘画的比喻和再现模式、逃脱纯粹形式的抽象性的努力中，培根的目标是通过隔离肖像而把人物解放出来。通过隔离肖像，即消解背景和人物的封闭空间，来阻止人物讲故事或描述画布外面的形式。德勒兹忠实于这一超验经验主义的原则，称赞肖像隔离的技巧把人物变成了“事实”，没有使它们成为一个清楚的关系网中的场景。要想提高对超感命运的敏感性，寻求某种方式以取代自然感知的现象学，肖像隔离是最好的训练。用克利令人振作的话说，对于“不想表现可见物、而想要使事物可见”的人，这也是可行的最好训练。[51]
第五辑
德勒兹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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