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活动无疑以某种方式唤起了综合的理解。在超验哲学看来，恰恰是综合的理解使经验成为可能。这一比较比康德的比较更加合法。康德严格地将综合理性与直觉区分开来，尽管在我们现在所关心的领域他拒绝将对于意义的可能理解与对于一切所予之物的直觉等同起来，而不问这种直觉是否属于至上领域或者属于崇高范围。但这种超验的理解活动却并不对应于具体感知视阈之中意义的诞生。而恰恰是梅洛-庞蒂注意到了这些视阈。
存在的聚合照亮了客体，使它们获得了意义，但这并非只是客体的累加。这个过程不仅创造了一种作为文化客体的新型非自然存在物—如绘画，诗歌和音乐，而且作用于最平常的活动的一切语言动姿或者日常手势，它们创造性地唤起了人们对先前文化创造物的记忆。这些文化创造物将分散的存在物或者累加的存在物聚合为整体；正如我们惯常所说，它们放射异彩并且照亮了一个时代，表现或者启蒙了一个时代。聚合为整体，表现意义或者使意义成为可能，就是“客体劳作或者文化动姿”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这就是设定一种新型的表现方式，它既作为交流手段，又改造我们所需要的世界。这一新颖的功能也归因于它所得以定位的本源存在论层面。不论是作为交流手段还是作为我们实践谋划的标志，表现整个地传承于一种先于它而存在的思想；表现被看作是由内而外的运动。在文化“客体”层面所获得的新功能之中，表现再也不由先前存在的思想来引导。主体通过有效的言语和手势奋然前行，冒险进入了存在之前的语言密集状态和文化世界(并非通过认识而熟悉，也非由于无知而疏远的领域)。抽象的身份便灵化肉身，这个词语和这个手势不仅已经属于、而且一开始就属于语言和文化世界；否则，它们就无法操纵它们、再度安排它们、使它们暴露于思想的“内在论坛”，而文化动姿的冒险活动常常已经淹没了这种思想的内在争论。文化行为并不表现存在之前的思想，而是表现作为灵化肉身以及思想已有所属的存在。意义无法记录在思想的内在性中。思想本身就是通过在思想之前存在并超越思想的身体语言姿态被嵌入文化之中。而通过语言创造活动而不断更新的客观文化照亮了思想，引导着思想。
意义与方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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