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意义
事实上，同这种来自文化以及文化多种形态而变成现实的意义多元性相对立的，是世界在人所需要的功能之中获得的稳固而又优先的意义。需要将简单所予之物提升到了价值领域。美妙直率，但又急功近利，人类多种需要给予其自身以意义的多种可能性，但仅仅是为了选择独一无二的方式来满足需要。人类通过改造而非赞美，从而将唯一的意义赋予一个存在物。在技术和科学文化之中，存在的含糊性和意义的含糊性一样，都应该被克服。因此，并非满足于文化多种意义的游戏，而是出于对真理的关切，我们应该创造一种科学或算术的词汇体系，把词语从隐喻之中抽离出来，把向感知闪耀千道光辉的实在，嵌进这种实在所产生和经历的人类需要与人类行为的视野之中。我们或许必须把感知还原为世界的可能改造所确认的科学，把人还原为精神分析学所展开的复杂情结，把社会还原为经济结构。所到之处，我们都必须追寻意义之下、隐喻之下、崇高升华之下以及文学之下所隐藏的方向感。因此，那些“严肃”真实的意义可能是存在的，用科学概念来说，它们是由需要以及一般的经济所引导的意义。唯有经济才可能有真实的导向和实在的指称。唯有经济才了解引申意义所特有的本质意义的秘密。文化意义，从经济一技术一科学的方向感分离出来，因此就只有一种征候的价值，一种装饰的价值，后者仅仅适应于一种游戏的需要，只是一种充满下流气和欺骗意味的意义，而完全处在真理之外。毫无疑问，这种唯物主义所具有的深刻的理性主义渴望，完全可能忠实于多元文化意义本身所假设的整体方向感。
柏格森哲学和现象学的巨大优势就在于已经揭示了实在与真实之间同一化的隐喻性质。宇宙的技术指称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态，而将实在还原为“一般的对象”，将存在解释为就像它们注定是实验室和厂房里的东西。笼罩在需要之上的科学技术观改变了需要，消除了需要的差异，创造了需要，而不仅仅是其原始的明确和单义性所唤起的那种需要了。因为，人类需要根本就不存在于动物需要的单一状态之中。一切人类需要都来源于已经在文化上得到解释的第一需要。只有在不成熟的人性层面上产生的需要才给人这种虚假的单一印象。不仅如此，科学技术指称的世界是否可能“消除”文化意义的多元性，这还很难说。事实上我们可能怀疑，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民族独立主义对新国际社会整体所造成的威胁得以制服，被置于现代科学工业发展的符号下，以唯物主义的单一命令而进行人性的重组。民族独立主义本身似乎就对应于这些需要。毫无疑问，从这些需要之中它获得了作为单纯上层建筑的性质。最后，以需要为基础探索存在，显示唯一存在含义的形式就是那些以实现一个社会理想为目标的行动。这些形式是牺牲精神和“利他主义”的产儿，而再也不会来自这些需要(除非我们以“需要”这个词语做游戏)。声称引导存在的需要从一种再也不以这些需要为源的直觉获得它们独特的方向感。这已经接近于柏拉图《王制篇》的根本教导了:如果没有哲人控制需要、沉思理念和至善，那建立在需要之上的国家就既不能持存也不能诞生。
意义与方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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