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临界给别处造成了破坏—怎样才能不会这样呢?无器官的身体关闭了被遗弃的地方。残酷戏剧相关于反对我们文化的斗争，相关于“种族”的对峙，相关于阿尔托向墨西哥及其势力和宗教的大迁移：个性化只能在以强烈震颤为表现的力的场域内生产，而且只有当残酷的人物成为被诱导的器官，成为欲望机器的组成部分(人体模型)的时候，他们才有生机。[9]地狱里的一季它怎么能摆脱欧洲家庭的谴责，摆脱并非很快到来的破坏的号召，摆脱对囚犯的羡慕，摆脱对历史的临界的强度跨越，摆脱这种大迁徙、这种生成女人、这种生成斯堪的纳维亚人或蒙古人、这些“种族和大陆的位移”，这种对主宰谵妄和幻觉的野生强度的感觉，尤其是这种要“成为全部永恒的一个低下种族”的故意的、顽固的、物质的意志：“我认识每一个出身好的儿子，我从来不属于这种人，我从来就不是基督徒……是的，我的双眼对你的光紧闭。我是一头野兽，一个黑鬼。”[10]
查拉图斯特拉能摆脱“大政治”吗?能摆脱给各个种族带去生命的举动吗？正因如此，尼采才说“我不是德国人，我是波兰人”。这里，个性化又只能在力的联合中发生，这些联合决定着个人作为那么多以“罪犯”为体现的强度状态，不停地穿越临界，同时破坏了家庭与自我的人为统一：“我是普拉多，我还是普拉多的父亲。我敢说我也是勒塞普斯。……我想要给我亲爱的巴黎人一个新思想——关于一个体面罪犯的新思想。我也是尚比杰——也是一个体面的罪犯。……不幸的事情，不断困扰我的谦虚的事情，就是归根结底历史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我。”[11]然而，这绝不是把自己与人物相认同的问题，有人曾错误地认为一个狂人“认为自己是某某”。这是相当不同的一个问题:把种族、文化和神与无器官的身体上的强度场域相认同，把人物与填充这些场域的状态相认同，与在这些场域内发光并跨越这些场域的效应相认同。这就是带有自身魔力的名字的作用：在再现的戏剧里没有与种族、民族和个人相认同的自我，而在强度的量的生产中只有把种族、民族和个人与区域、临界或效应相认同的专有名词。专有名词的理论不应该根据再现来构想；相反，它指一类“效应”：不是纯粹依赖原因的效应，而是占据一个领域和使用一个符号系统。这清楚地见于物理学，那里，专有名词标示势能场域内的这些效应：焦耳效应，塞贝克效应，凯尔文效应。历史就像物理学：圣女贞德效应，黑利阿加巴卢斯效应—历史上的所有名字，而不是父亲的名字。
精神分析学与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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