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身体来说，比成长、变小或被切割这样的事件更密切或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斯多葛派在把身体的厚度与只浮于表面的非物质性事件，如草原上的薄雾(甚至比薄雾还轻的东西，因为薄雾毕竟也是一种身体)加以对比时，他们想要说明什么呢？混合寓于身体之中，寓于身体的深处：一个身体渗透到另一个身体，与其各个部分相共存，就像海洋中的一滴红酒，或铁中之火。一个身体从另一个身体撤出，就像液体从花瓶中倒出一样。一般的混合确定量和质的状态：一个整体的各个维度——铁的红色，树的绿色。但我们说“成长”、“减少”、“变红”、“变绿”、“切割”和“被切割”时所意味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事。这些不再是事物状态——深藏于身体内部的混合而是表面的非物质性事件，是这些混合的结果。树“变绿了”……[4]哲学的天才首先必须由它强加给存在者和概念之上的新的分配来衡量。斯多葛派处在追溯和形成某一从未有过的前沿的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代替了所有反思。
首先，他们正处于开辟一个全新的因果关系的过程当中。他们肢解了这种关系，甚至冒着在每一边创造一个整体的危险。他们称原因为原因，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原因链(命运)。他们称结果为结果，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些结果链。但这两种操作并不是以相同的方式完成的。非物质性效果从来不是相互关联的原因；相反，它们只是遵循法则的“准原因”，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些法则表达身体的相对统一和混合，这才是身体所依赖的真正原因。所以，是以两种互补的方式保存的：作为原因之间的一种关联的命运的内在性，再就是作为结果之联结的事件的外在性。由于这个原因，斯多葛派能够把命运与必然性联系起来。[5]伊壁鸠鲁派开辟了另一种因果关系，也是以自由为基础的。他们保留原因与结果的同质性，但根据原子序列割断了因果链，其各自独立性是由克利纳门(clinamen)来保证的不再是没有必然性的命运，而是没有命运的因果关系。[6]在每一种情况下，人们都首先割裂因果关系，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和康德那样区别各种因果关系。而这种割裂总是又使我们回到语言，要么回到原因的一种形变，要么回到结果的一种联合。
德勒兹机器
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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