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吕伯的观点是从文化理论的角度出发的，他将一些文化的原点的牢固性和得以存在的保障也看做是成功的文化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并且也作为灵活而且快速的社会变化的条件：
高度的文化发展动力是以一部分文化要素的有效性的高度稳定性为前提条件的。多变的文化通过对它的动态性作出补充的快速的传统过时的速度，而会威胁到自身，并且会在这样的挑战中………被终结，因而越是需要文化的稳定性发挥作用，适当的可逆性的传统的存在就越重要。换而言之，无论是从机构的，还是从个体的角度来看，这都体现了个体的和机构的对革新的处理能力的极限[90]
从这个角度看来，需要强调的是，用来阻碍必须存在的制度被侵蚀的有选择的社会减速，既在文化上也在功能上是当代加速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加快速度压力下的晚期现代社会中对这种侵蚀趋势的研究，是这本书的第四部分的主要工作。
(5)结构上的和文化上的停滞
在社会加速的理论框架下,在(至少是在表面上)与之相反的减速当中，可能最有意思的形式，应该是文化上的和结构上的停滞或者晶化的现象了，我们在这本书的论述过程中不止一次遇到这些现象，并且将它们作为在放缓或停滞的类型中的第五个和最后一个。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在与社会加速表现得密切的联系中观察到文化上的和结构上的停滞，并且形成诸如“历史的终结”“创造乌托邦式的能量”“文化的晶化”和“零选择性的乌托邦”这样的理论：[91]而对现代社会内部发展的瘫痪的静止状态的假设，是对社会变化加速的诊断的互补。现代社会的坦率和它的迅速而持续的变化只是在“用户表面”的表现92〕，与此同时它的深层结构却是未被人注意到的坚硬和僵化。在第二章“3”我提出了这项研究的基础假设，即社会的过度快速和社会的停滞作为相互补充的过程—“快速的静止”这个隐喻是对它们最有表现力的表达，不仅是以一定的定额方式而且是系统性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包含在这个类别中放缓的形式并不与现代的加速动力相对，而且也没有形成功能失调的副作用，而是这种放缓的形式表现为加速进程的内在要素和固有的互补原则。因为要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中的独立的一章里对它进行分析，在那里将对所开发的加速理论进行系统化汇总，因而在这里就不再对它进行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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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88]这是ClausOffe(1989年)的一篇论文的题目。
[89]事实上,熊彼特用实用主义的论点为以下观点辩护，快速的而自由的经济发展首先需要维护在国家的干涉、价格联盟和同业垄断集体下形成的制动、静态一低效率的市场限制，因为它们最终是“长期的扩张进程的加速要素，它们更多的是保护加速，而非阻碍”。这样的观点“就像说有刹车的汽车可以比没有刹车的汽车开得更快一样，是不矛盾的”(Schumpeter，1993年,第146页)。因此,如同Offe(1989年，第752页)对此所评论的，资本主义的巨大的成长动力对于熊彼特来说，“恰恰不以自由的价格竞争和市场关系的不受阻碍的发展为基础，而是建立在通过垄断主义的实践而形成的(暂时的——本书作者注)束缚基础之上的。”
[90]Lübbe,1998年,第288页及其后页;参照Brose,2002年,第126页及其后页。对于文化再生产的问题的富有启发的讨论也请见Bonus,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