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领域的。
尽管在实证发现中有各种各样与这两个社会层面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是并不能因此说以下的假设就是不可信的，即假设对于这两个领域而言，变化的加速从代际速度经过一代的速度直至可能实现代内的速度，如果我们在这里只是关注社会内生的变化原因，也就是自我生成的变化原因(而不是诸如敌人的入侵、自然灾难等外在的事件)的话。因此，例如作为经济单位或者说作为“财政预算”的家庭的生命周期，理想模式的家庭结构，在农业社会往往是在长长的代际链条上保持稳定的：代际的更替不会涉及基本结构，变化的似乎只有个体所拥有的位置。因而，亚瑟·伊姆霍夫(ArthurImhof)以北黑森州的(nordhessischen)村庄为例(在这个例子里讲述的是关于农场的，在这个角度看来农场的继承关系与朝代中的继承更替结构是同等类型的)，对家庭结构经过很多代之后依然保持稳定做了如下的描述9]:“并不是出生在这一年、去世于那一年的个体的约翰内斯·霍什(JahannesHoos)是决定者。确切地说，重要的是，名为约翰内斯·霍什的后继者准备好了接受这个角色—在他身体上最强壮和社交上最游刃有余的年月里，他来掌控这个农庄的命运。通过这种方式,这个农庄并不只是在10年、20年或30年内被约翰内斯·霍什所拥有，而是在25年里保持连续性。的确，尽管寿命的长度是不确定的，但是农庄却有令人惊讶的稳定性！”[10]很多社会成员，例如奴隶或女仆都被禁止组建自己的家庭，但是这并不与以上判断相冲突:他们的社会地位是通过与所服务的家庭的关系来定义的，在有些场合他们就是这个家庭的组成部分。因此，结构上的(和文化上的)重要的家庭结构(至少根据这个例子)能够持续很长时间。在“经典的”现代,最理性的方式往往是，在一代中建立家庭替代了原来的大家庭和与之相关的代际的家庭联合体以及相应的保持长期稳定性的结构，以夫妻为中心的核心家庭，它的结构随着这对夫妇的死亡而瓦解。现代的普通市民(包括不断增加的无产阶级)的个体身份构成的和自我管理的任务以及作为经济单位所建立的自己的家庭，这些都随着夫妻两人的去世而完全终止了存在。之后，在晚期现代，家庭周期最终显示出明白无误的趋势，世代内的寿命长度在增加，而升高的离婚率和再婚率，以及家庭的重新组织或家庭的解体是这方面的清晰的证明。11]在今天，人生阶段性伴侣代替了人生伴侣，这个观点本身并不是假设普通老百姓的家庭理想的倒塌，相反，与实证检验的发现不存在任何问题地达成一致的是，这种生活方式甚至是在不断增加的范围内成为社会的理想12]，以及个体在今天毫不气馁地倾向于进入的(新的)家庭关系。因而，终其一生的一夫一妻制被新形式的“按序一夫一妻制”“有期限的情侣”所代替了[13]正如托马斯·H.埃里克森所注意到的，这一切所涉及的是“迅速的静止”的显著的宣言，而这正是晚期现代的完全的标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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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9]参照Nassehi,1993年,第346页,注释104。
[10]Imhof,1984年，第188页。卢曼(Luhmann,1980年，第299页)也观察到，从在中世纪家庭结构的“制度上的不消解性”，到在现代中的这些结构以代际更换的速度进行不连续的重新建立的过渡。请进一步参考Kohli,1985年，第11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