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检验结果支持了这条理论：晚期现代社会也是以从一代之中的到一代之内的职业结构变化和劳动力交换为标志的[22]由此可以看出，在工作领域比在家庭形式(它在晚期现代在一定程度上也变得多样化了)[23]中发生更强烈的变化的不仅是雇佣关系，而且雇佣形式和职业领域的宽度自身也发生了迅速的改变。劳动关系的去规制化形成了新的雇佣形式，诸如临时工作和不同形式的兼职：而且与此同时主要是信息技术也带来了新的职业分支，这也是与大量传统职业的消失相伴而行的。这也涉及社会内生的特性再一次成为变化的动力;通过自身的或外在的决定将能够带来变化;以及对偶然性的意识，也就是说对于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就业形势的不确定性，在职业和雇佣关系没有发生更换的地方，也出现了。[24]
因此，我的观点就是，社会变革的加速完全可以从世代之间关系的变化中清晰地看出来：在前现代情形下，结构上的和文化上的存在状况往往是流传很多代；而当到了现代,正如安斯加尔·韦曼(AnsgarWey-man)所着重指出的，在那里“世代…作为集体行动者在结构构建和创新方面”发挥影响，因而可以从世代更替当中读出变化：[25]而最后到了晚期现代，在一代之内的时间里，各种关系会在一定的时间间隔里就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第五章滑动的斜坡:社会变化的加速和偶然性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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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平均的雇佣期限或者说作为企业成员的期限从1991/1992年度到1998/1999年度从11.6年下降到10.1年(不包括公务员);与此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短期雇佣关系的比重从不到20%提高到接近27%(Grotheer/Struck，2003年，第14页及其后页，数据是有关西德部分的)。根据工作合同的发展，可以看到正常的雇佣关系在最近的15年下降了7%：“另一方面，在所谓的正常的雇佣关系中，在西德，尤其是有期限的合同(从3.2%上升到5.7%)、派遣劳动(从0.2%上升到1%)、兼职工作(从9%提高到11.7%)以及少许工作(从2.4%上升到7.3%)的份额都在提高”(同上书，第11页)。至于工作岗位的变化速率，研究显示，在1976年开始的必须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后，雇佣关系有接近60%是在两年后结束，超过20%是在五年后终止。(同上书，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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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同上书,第30页及其后页。
[22] 参照Grotheer/Struck,2003年,第3页和第17页。
[23]参照诸如Beck/Beck-Gernsheim,1994年。
[24]有关实证发现除了Grotheer和Struck的研究之外,还有例如 Garhammer,2001年、2002年;Kohli,1994年;未来问题委员会(Kommission für Zukunftsfragen)1996年、1997年;Sen-nett,1998年;Hoffmann/Walwei,1998年;Beck,1999年；Dörre,1997年；对于侵蚀理论的批判除了Berthold,2002年和Donges,1992年,还有Erlinghagen,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