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期现代社会中大量的行为领域暂时的去规制化和去制度化因而大大增加了制订计划上的开支，并且因此也增加了用于协调和同步化日常行为次序的时间需求。以集体共同的节奏和时间结构(32]为代价所带来的结果是，每日的、一周的和每年的程序不再理所当然的是预先结构化的，而总是随着新现象的出现以及保持与合作伙伴的协调而不断地进行安排并行动的。[33]当既不是(几千年来都一如既往的)日出和日落，也不是工厂的汽笛声，而且同样也不是电视节目的结束和开始，发挥着起床和上床睡觉的有规律的脉冲传感器的作用时，就必须每一次都要对相关的决定进行打算和权衡。“在今天，有谁还能自觉自愿地起床，或者愿意去尝试这一点？人们是需要刺激的”，时间研究者盖斯勒一语中的地这样评论。[34]通过这类的(花费大量时间的)决定过程和计划过程所引起的多重负担解释了阿尔诺德·盖伦(ArnoldGehlen)\*的中心论点，即鉴于人类基本的行为诚意和决策诚意，社会机构执行着重要的解除负担的功能[35]当今社会中大量实践活动的去机构化将直接导致(实践上的和认知上的）多重负担，而它必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时间资源的紧缺并且因此导致生活节奏的提高。
第六章“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对时间体验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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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有关对于这样的时间的两难困境和决策方面的两难困境的实证证明请参考Hörning、Ahrens和Gerhard,1997年。
[31]《增长的不合理性的合理性》（The Rationality of Growing Irrationality)，第六章，Linder,1970年。
[32]诸如工作时间、休闲约会、商店开门时间和做祷告的时间、规定的周末、新闻节目等等；对此请详细参照Garhammer,1999年,第30页及其后页、第347页及其后页和第474页及其后页。
[33] Eriksen(2001年,第132页)提供了有关这类过程的形象的例子：“对于很多父母来说最主要的当务之急就是用工业化的组织方法管理家庭时间。这个过程基本上就像这样：如果你今天带X去上小提琴课,我就去幼儿园接Y。如果你周末带着两个孩子去乡下,那么我就能不受干扰地做些什么。下个星期我将带他们去我的父母家。今天你能留在家里看孩子吗，这样我就能去参加聚会了？如果我明天能早点离开家去上班，那么你在星期四就可以这么做。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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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Geißler,1999年,第142页，因而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有趣的现象，即人们明显地认为夜晚更重要，而且也更喜欢夜晚：昨天晚上还调好闹钟以便明天早上发挥作用，但是今天早上就拒绝将它作为让我们起床的脉冲传感器了。
\*阿尔诺德·盖伦(1904—1976)，德国重要的而且富有争议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哲学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人类:他们的特性和在世界上的位置》《原始人和晚期文化》和《技术时代的精神》。——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