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有关时间的合理运用的问题，技术的加速和灵活的可实现性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与社会的行为期望之间的相互作用就非常吸引人了。事实上，今天的约会越来越多地甚至是“随时间而定的”，也就是说它们不再事先被确定在日程表中的某个特定的时刻，而是可变的、通过电子邮件和手机加以商定的(与“我们12点钟见面”相反，而是“等我这边结束了之后，我给你打电话，看一看你到了没有”)。曼弗雷德·伽哈玛在他对欧洲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时间使用模式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了普遍的趋势，即人们的行为之间有着更多的时间上的(和社会的)联系，而不是以往的较低的关联[36]而因为变量和偶然性的数量都翻了番，这样的趋势就增加了计划成本和协调时间，但是它又缩短了等待时间并且避免了时间上的刚性(例如,前面的一件事情提前停止了)。鉴于这种让人在时间预算上感到左右为难的结果，因而一方面似乎应该做到更高级别的合理化，因而需要放弃“可变动的”和弹性的约会安排，以便节省时间和力气:而在另外一方面，在这样的环境下具体来看每一个单个的决定，它们又显得高度的非合理化(为什么当你完成手上的事情后,不给我打电话?!)。类似的这种高度的不合理的情况也出现在，由于电视里正播放着无聊的电影时而不能换台；面对飞快的电子邮件来往却很长时间得不到想要的信息(这当中也包括错过了重要的信息);或者甚至如同卢曼在对于“瞬间的专制”这个问题所建议的解决方案那样37]，在事先已确定的工作日中让同事联系不上成为完全司空见惯的事情(并且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如同前文所定义的暂时的、人为的“减速”)，但是，当一年中最重要的会议或者来自国外的同事的拜访恰好是在这样一天里的时候，即便是卢曼所提出的这一类的原则的最信服的支持者也会允许例外的，当然这只是更毫无戏剧性、更日常的协调问题，它们需要动用不合理的和/或妨碍社交的策略：如果你明天没有给我发送这个附件，我就会错过申请截止期。如果你明天不到对面的门厅与我碰面的话，我后天就必须额外再进城一次。这一类的宏一时间节省策略的成本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他人往往都是过于高昂的(尽管时间咨询顾问会一再这样建议)[38],这是因为人们将它再制度化为集体的约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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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5〕Gehlen,1986年。
[36] Garhammer,1999年,第412页及其后页。
[37] Luhmann,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