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程序上的技术加速同时也改变了社会上已经确立了的时间的合理性的标准：等待回信要用七天、某件事情需要八天，看上去都是恰当的，如同电子邮件的回复期限一样，如果回邮的接收者过了几秒钟才收到的话，就显得不合时宜的漫长了。技术加速没有迫使生活节奏加快，但是它们通过改变作为基础的时间标准，而改变了我们的行为和计划[40]
不幸的是,在常见的时间预算研究中，实际上并没有把所有这些发展考虑进去(因为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在此期间在所有大型工业国家中的加速进行系统的数据记录)。因而如果有人希望，能够从现在已经泛滥的时间使用研究中为这些稠密过程和加速过程找到实证证据，而不是片段性的单个的发现，那么他一定会非常失望的。目前的时间预算研究的形式将焦点集中在不同的活动领域中的时间安排，也就是说，谁可以在哪一类活动中用多长时间;并且同时告诉人们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趋势中对时间资源的使用上的不同(在这当中，他们确定了，例如去剧院看戏平均所花的时间略微减少，而在计算机前度过的时间却增加了;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之间的关系的发展一再充斥着激烈的斗争(41),以及对工作时间的态度与对休闲时间的态度(以及其他42])之间的关系。但是即便是凭借为此所开发出来的调查工具，也没有办法把握在这里所猜测的加速现象。一天里能够使用的所有时间一直是24个小时，因而如果在某个活动上(例如家务劳动)节省了时间，就能用在其他活动上(例如看电视)，因此结果就是总是处在与速度无关的零和游戏中[43]是否在工作时间时更多而且因而更快地工作、在阅读时间更多地阅读，或者在交流时间开展更多的交往，这些都是无法计算出来的。即便可以通过时间日志本相对容易得知的中间休息和空转时间的缩短，也会时常使被调查者和研究者感到困惑，因为有关这种时间的缩短也将一些实质性的活动领域(例如交通过程、睡眠或交流)也算进来了。因此，关于在每个时间单位里是否出现了行为事件的变得稠密和体验事件的变得稠密以及是在多大程度上变得稠密这样的问题，从目前所呈现的时间预算研究中还找不到答案。
第六章“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对时间体验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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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有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是,大量对时间结构进行分析的同仁都不断地发现，他们的研究被变成了某种有关减速的实用建议；例如Reheis,1998年;Levine,1999年;Geißler,1999年;Eriksen,2001年；以及甚至Luhmann,1968年。
[39]甚至卢曼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制度化的借口能够保护对合作的要求。”(Lu-hmann,1968年，第158页)
[40]Eriksen(2001年,第150页)因此得出结论:在现代社会成立的是，快速时间灭掉慢速时间，即在快速过程和缓慢过程交汇的地方，所产生的不对称就会导致缓慢的过程处于加速的压力之下(而并非相反的情况)。
[41] 参照例如Robinson/Godbey,1999年,在那里发现了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工作时间有轻微的缩短；和Schor,1992年，提出了在美国工作时间显著增多方面的加速。不同的结果是对哪些可以算作是工作时间这个问题的不同的理解(有争议的如工间休息、离开工位的时间和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以及其他原因所导致的。在Garhammer所提出的猜测(1999年，第293页及其后页)的上下文中所指出的,那些能够观察到的工作时间的缩短(只要它们不是因为不断增加的失业率所导致的话)所节省的时间，被用在与工作有关的，但是不付报酬的活动上(例如获取信息、构建人际网络、继续深造等活动)了，甚至超过了那些被缩短的时间了，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对此也可以参照Hochschild,2000年。在最近几年里，增长的工作时间的趋势变化却是无可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