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迫切需要进行的研究中就产生了革新研究设计的要求，新的研究设计应该系统地探明将三个(或者说是四个)所诊断出来的加速形式—单个行为的加速、消除中间休息、活动在时间上的相互重叠以及用省时的行为代替费时的举动。因而这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有关加速的陈述应该是相互关联的，并且因此只有通过按照历时的、反复的调查(特别是通过跟踪调查)才能真正地对此进行检验。
如果不进行这些研究，那么只可能间接地通过确定时间预算移用到其他活动上而推断加速过程了，并将它作为对行为事件缩短的解释。因此，特别是在用于个人的恢复(吃饭、睡觉、身体清洁)的时间方面，可以证明，由于相应过程的加速而出现了缩短的现象。
而且，事实上，目前已有的研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即前面所证明的大约在1989年开始的数字时代和政治革命的年代是以显著的加速阵发为标志的假设，是对来自美国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的时间使用研究[美国人时间使用研究项目(American's Use of Time Pro-ject)的从1985年(样本量=5300)到1995年(样本量=1200)数据的分析。根据调查结果，在这段时间里，尤其是男性，每星期用在身体清洁上的时间约减少了2.2小时、吃饭用时约减少了1.8小时，睡觉时间则大约少了半个小时，这说明，被调查者吃饭、洗澡更快，睡得更少(有关女性的相应的数据为:洗澡减少1.9小时、吃饭减少1.5小时，但是睡觉增加了1.3小时)。〔44]这样的结果在伽哈玛所分析的欧洲人的时间使用数据中得到了证实，在这项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个体需求”在时间上的“变得稠密”的明显的趋势，并且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导出相应的行为的加快。45〕在这里，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发现是，平均睡眠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减少了大约30分钟，而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则少了近两个小时。[46]仅是这个数字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解释这些调查研究结果要多么小心谨慎。因为，对于前一个数据，一致被其他研究者所质疑[47]而对于第二个数据，如果将它作为一个躁动不安的没有停歇的社会的症状去理解的话，就过于草率了：它也可能只是这些事实所导致的结果，即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后工业社会越来越少了，而且年龄大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及是因为“客观的”睡眠要求降低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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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42] 这当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罗宾逊和戈德柏所系统证明的有关“越多就越多”模式的观察发现(1999年，第41页以及这本书中的其他好几处)：一个人在社交领域里越是积极，那么他在其他领域里也是积极主动的；不是那些最可能愿意接受荣誉职位或额外的工作任务的人，他们很少劳动并且几乎没有兴趣爱好，而恰恰相反，随着所履行的职责和任务的数量的上升，这些人的意愿也随之提高。在这里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例如，如何运用并且促进激励资源用于公民的义务(参照Giegel/Rosa,2000年;Giegel/Rosa/Heinz,2001年)。进一步请参考Robinson/Godbey,1999年对美国的研究;Garhammer,1999年和Gershuny,2000年对欧洲的研究;Holz,2000年，对德国的研究。以及 Schor,1992年；Gershuny,1990年；Benthaus-Apel,1995年;威斯巴登州立统计局的统计数据(Statistisch Bundesamt Wiesbaden),1994年。
[43] 对此请参考诸如罗宾逊和戈德柏(Robinson/Godbey)对时间的“零和特性”的解释，面对两位作者自己所描述的时间压缩的可能性，时间的零和特性表现出令人目瞪口呆的敏感性：“简单地假设一下，如果有人用更多的时间在某个新活动上………那么在其他活动上所花的时间就必须表现出减少。”(1999年,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