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是如何过安逸地生活。”[55]
相反，生活节奏的加快是对时间资源的紧缺的反应：用于一个单个的行为(或体验)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了。这两种加速形式的同步出现，正如在前面的讨论中所指出的，只有在增长进程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行为数量的增加超过了处理速度的加快。这样的时间资源短缺感受为主体——也就是说在时间体验中采取行动的主体——带来了时间流逝得越来越快了的感觉，[56]特别是时间贫乏和紧张以及没有时间的主观感觉(而行为人以前可能感觉到无所事事)。
自从1960年这样的时间感觉开始出现以来,它就在所有西方工业国家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这一点现在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57]例如，从罗宾逊和戈德柏对全美的时间预算的调查研究中所得到的数据里可以看到，在18岁到64岁的美国人中，说自己一直感觉匆匆忙忙，或者说感觉自己处于时间压力下的数字，从1965年到1992年分阶段地从24%上升到38%；与此同时，感觉自己几乎不在时间压力下的数字，在同一个时间段中从27%下降到18%。指出自己常常有空闲的时间资源(“你所拥有的不知道该用来做些什么的时间”)可以支配的被调查者的数量，在1965年间到1994年间，从15%下降到7%—下降了一半还多;在这期间，对于同样的问题给出了“几乎没有”的回答的人在所有被调查中所占的比例，从48%提高到61%[58]从这些数据看来，时间资源的紧缺是毫无疑问的。尽管罗宾逊和戈德柏在此期间发现了这些症状不断增加，但是作为短缺的时间资源的表现的紧张的感觉及处于时间压力之下的感觉,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着轻微的但不可忽视的减轻,这些数据显示了趋势的转变(回答说自己总是匆匆忙忙的人所占的比例从1992年到1995年下降了6%，而表示比起五年前休闲时间更少了的人所占的比例,在此期间下降了9%,1995年为45%),[59]与两位作者的理解相反，这些反映的绝对不是生活节奏的放缓(伟大的美国人慢下来了)，而更确切地说是加速的减弱；时间资源减少得不那么快了。正如我所证明了的，紧张的感觉对于绝对的生活节奏什么也说明不了,而是只能对生活节奏的相对变化作出说明。因此，在这里，出现与罗宾逊和戈德柏的假设不同的情况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60]俄罗斯(Ruβland)的居民自从1990年以来，表示自己体会到紧张和时间压力的人的比例相对高(26%的成年俄罗斯人说自己不再有可以支配的时间，相反,美国人中这个比例“只有”23%)，尽管在俄罗斯生活节奏估计要远远地慢于美国:在处于变革当中的俄罗斯，加速的速率要比美国高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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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55] 参照Koselleck,2000年，《前言》。有关“休闲时间问题”也请参考Gershuny,2000年,第58页及其后页。这个论点往往与这样的(从结果上来看是错误的)断言有关,工作时间减少了，休闲时间增加了。Gershuny本身似乎就奇怪地认为相对于休闲时间压力,大量时间资源的被解放的可能性是这两种“休闲时间危险”中危险较大的一个。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在工作负担和对时间紧张的体验方面，两性之间一如既往的巨大差异，这主要是产生于女性拥有工作和家务方面,或者说照顾孩子的双重负担。由于男性一直在很大程度上故意远离家务，因而女性既在客观上拥有较少的空闲的时间资源，也在主观上有更大的压力(对此也请参照Schor,1992年;Hochschild,2000年;Robinson和Godbey,1999年，第197页和第349页，但是他们的数据显示了这种差别正在逐渐缩小)。
[56] 只要这种时间流逝的感觉产生于不断加速的行为中，就不值得奇怪。
[57] 参照例如Geißler,1999年,第92页;Garhammer,1999年,第448页及其后页;Levine，1999年,第196页及其后页;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29页及其后页和第319页及其后页;同时有关于这个题目的大量的研究论文可以在“全球时间使用大会”(International Time UseConference)的网站的2002年“时间压力、工作—家庭交界面和父母—孩子关系”(TimePres-sure,Work-Family Interface,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的页面找到(www. lifestress. uwater-loo. 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