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罗宾逊和戈德柏的数据仍然期望通过其他的研究，尤其是来自其他工业国家的这一类研究的证实。[61〕如果这些数据被证明是无懈可击的，那么它就能作为这个假设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而被加以解释，这个假设就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波加速浪潮在1990年左右到达它的顶点，并且在此期间开始退潮。
第六章“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对时间体验上的矛盾
157
[58] 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32页。伽哈玛(Garhammer,1999年，第450页及其后页)的全球数据比较也指出了同样的方向。根据他的研究，1991/1992年度,大约有78%的有工作的德国人抱怨时间贫乏。与之相反,Holz(2000年，第10页及其后页)却展示了一组令人惊讶的数据，根据时间预算的抽样调查研究，在1991/1992年度，被调查者中有71%的德国人表示没有处在值得一提的时间压力下。据我看来，这样的差异首先是因为，在这项研究中紧张—指标(想要有更多的时间用在某个特殊的活动领域)是非常不精确的。因此，很有可能被调查者将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做特定的事情，按照典型的时间预算的零和游戏，理解为关于“时间重新分配”的愿望了。当然，这些有关紧张的数据基本上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市民群体会以同样的程度面对这个问题，比如退休的人和失业的人种遭受这样的压力的人要少得多(Holz,2000年，第13页)。这项研究的中心论点是，加速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趋势或基础特征，那些从文化上或结构上被排除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的市民群体，就因此不可能拥有显著的加速体验。
215
[59] 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39页及其后页和第314页及其后页;参照，1996年。根据约翰·罗宾逊2002年7月10日在布里斯班(Birsbane)举行的第十五届社会学世界大会上的发言《生活的脚步在加快吗?一些实证证据》(Is there an Acceleration of the Pace of Life?Some Empirical Evidence)中所展示的数据，这个趋势仍然体现在最新的美国时间使用的数据中。
[60]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79页及其后页。
[61]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新的德国人时间使用抽样调查(2001/2002年)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