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使用研究者的数据中，前面所提到的矛盾在此期间进一步表现为更加令人吃惊的变体:对紧张和时间贫乏的感觉从1965年到1995年有了急剧的增强，而与之相伴的是休闲时间也同样有了显著的增加，后者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是表示空闲的时间资源的增加。因而，休闲时间在时间预算研究中通常不应该简单地被定义为不用从事工作的时间，而是应该被理解为不与有义务要做的事情绑定在一起的时间资源，对于这样的时间资源或多或少地可以按照个体的喜好来支配，也就是说，是在减掉工作时间、家庭和家务劳动时间(照料孩子、购物、家务劳动)和照料自身的时间(吃饭、睡觉、清洁身体)后所剩下的时间。这种“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时间从1965年到1995年之间事实上对于所有的市民群体都在持续增多着，即便是对于职业女性也是一样(每周的休闲时间增加了5.6小时，而家庭主妇则增加了10.3小时;职业男性每周又额外地赢得了将近6个小时)。这是因为工作时间的减少，但是主要的还是归功于用于家务劳动时间的缩短;后者又被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工作时间的增加所部分“弥补”了[62]这些为罗宾逊和戈德柏的有关生活节奏的加快主要是感觉的问题的猜测提供了根据。
尽管在前面一节中已经指出的思考，即由于在每个时间单位里的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的增多这个含义下的生活节奏的加快，与不需要工作的时间的增长相安无事且毫无冲突地相伴出现，因此就需要解释，为什么被访问者会抱怨不断增加的时间压力和加速迫力，并不是速度加快本身，而是根据数据看到的处于匆匆忙忙的感觉是令人诧异的。这可以在调查结果中找到对应的现象，被调查者拥有在一定程度上与数据成反比的印象，他们觉得自己的休闲时间持续地下降了—在“实际的”休闲时间增加的同时，所估算的休闲时间却令人惊异地在持续下降：估算的休闲时间甚至是从时间日志中所计算出来的休闲时间的一半还不到，而且甚至比人们事实上在电视机前平均度过的时间还要少[63]显然，从中首先只能确定，行为者所算出的休闲时间并不是空闲的时间资源的储备，而应该是被体验为快速流逝的并且和行为(以及体验)绑定在一起的时间数量[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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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62] 数据出自Robinson/Godbey,1999年,第339页。并不能将女性和男性的差别组合起来观察：因为对于女性而言，大幅减少的是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与此同时，工作时间却是增加的：而对于男性而言，用于家庭和家务的时间增加了，但是工作时间却减少了。这两个性别都有显著增加的休闲时间入账(同上书，尤其是第346页)。伽哈玛的国际的自1960年到1965年的数据比较(欧盟和美国)也证明了休闲时间的增加;但是根据他的数据，没有看到用于家务的时间和工作的总体时间的减少，而是对自身的照顾活动加快了：“由于付薪工作的发展，因此每天用在那上面的时间……有了从7.6小时到6.5小时的显著的下降……另一方面，正如人们所预想的，不付薪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却有了同等数量的(显著)增加—从每天的1.7小时到2.8小时，因此总体的工作时间到了世纪之交之际仍然是保持每天9.29小时不变。每天的休闲时间从60年代以来增加了38分钟，达到4.9小时，但这并不是因为职场的人工作得少了。时间盈利’的源头更准确地说是人们将在他们的个人需求上所用的时间压缩了一个多小时—从10.5小时到9.5小时……这个趋势可以解释所有数据来源中的疑问”(Garhammer,1999年,第427页及其后页。楷体强调部分出自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