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基督教文化中，生命时间和世界时间就是这样相互靠近的，两者共同向着(如同想象中即将来临的)上帝所判定的世界尽头前进。神圣的时间因而与线性的、数量化的、属于这个世界和非星期日的平日(“工作日”)的世俗的时间不一样，神圣时间是永恒的循环、是质量化的，具有另一个或更高级的世界的特性。[36〕神圣时间将日常生活之外的“节点”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将特殊的时间、仪式和庆典(例如基督教文化圈里的礼拜日、圣诞节、复活节)与世俗的时间连接起来，通过这种方式，神圣时间同样将普通的日子明显地分成若干个“暂停”，也因此对日常日子的按序的流程进行结构化。[37]
日常时间、生命时间和世界时间通过神圣时间与文化导向及行为导向的意义完整性联系在了一起，在文化模式和结构化的必要性中，系统化的要求和行为者的期望达成了相互间的一致。这种时间上的协调一致并不一直都会得到保障，而是必须从政治的和社会的争论中才能产生。因此，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个社会的时间层面的建立和相互协调是与社会的和政治的权力问题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谁来确定事件和行为的节奏、持续时间、速度、顺序和同步化的问题，构成了利益冲突和权力之争的核心领域。年代政策因此是各种统治形式中的中心组成部分，尤其是保罗·维希留(PaulVirilio)\*在这方面孜孜不倦地作出假设和阐释，他指出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加快的控制一直都占据着统治地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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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5] 在社会学领域,尤其是涂尔干和他的继承者,如Hubert和Mauss等人致力于神圣时间的意义和在社会建构中的角色的研究(WattsMiller，2000年)。进一步也可以阅读Achtner/Kunz/Walter，1989年;以及 Zerubavel，1981年。
[36]Zerubavel，1981年,第101页及其后页;Eliade，1991年。
[37]所罗巴伯赞同涂尔干和伊里亚斯的观点，他将犹太教的安息日作为“文化上的支撑”，或是世俗时间连续流淌的静止状态(Zerubavel，1981年，第112页及其后页)。对此、他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例如通过不同类型的服装、不同的流程、禁止的行为、规定的行为、大大延长吃饭的时间等方式)，一段时间中或某个制度下的节日能够显著地实现“减速”，有目的地使工作日的急促的速度降下来。
\*保罗·维希留(1932一)，法国哲学家、城市理论家、文化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战争与电影》《消失的向度》《消失的审美学》等。——译者注
[38]Virilio，1980年;参照Wallis，1970年;以及Rifkin，1987年，Rifkin将争夺时间的战争看做人类历史的最基本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