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的背景下，诸如被迫等待、滞后、提前、延迟、变换节奏、改变期限等，都出现在社会性争议的中心之中：[39]与此同时出现在时间层面中间层的“争夺生命时间的战斗”,也就是说围绕着受教育的时间和退休时间、对休假和休息日的要求、周末工作和夜间工作、在生病和失业情况下的期限规定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常比对工资的要求会更强烈地决定着经济上的，有时甚至是政治上的争论[40]这种争论的形式也会自然而然地蔓延到第三个层面——有着文化和政治的决定意义的时代时间，正如能够很容易地从有关礼拜日和节日的争论中可以看到的，在教会与资本之间也存在着历史性的权力斗争，同样权力斗争也因此出现在神圣时间和世俗时间之间。
因而，当出现政治巨变后,总会出现有关确定历法的斗争[在确立格里高利历(Gregorianisch Kalender)\*的历史中就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就不是偶然了，很多新的掌权者会通过努力引入新的历法，从而使自己的位置稳固下来，例如1793年开始的革命历(RevolutionärKalender)或者斯大林(Stalin)在历法改革方面的努力[41〕这两项变革尝试最后都失败了，这也再一次深刻地指明了，广泛流传的时间结构和时间远景同时也是行动者的“第二天性”，因此被修改的历法对行动者来说是“反自然的”，尽管这些历法——至少就革命历法而言——尽力做到紧紧地贴近自然[42]时间模式被高度的内在化也导致行为者的时间意向往往只有在长时间的并且是剧烈的变革过程中才可能适应新的结构性条件，正如爱德华·汤普森(E.P.Thompson)\*\*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中阐明的,在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人的时间意向被“重新部署”[43]
当时间模式和时间期望因此成为居中协调结构与文化、系统视角和行为者视角，以及系统化必要性和规范化期望的实实在在的地方时，同时也意味着，它们也开启了针对某个时代的文化和结构的整体形式进行社会科学的分析的拥有特权的入口。打算从系统化的必要性和文化的导向中研究社会文化布局的人，即尝试从我们所称之为“现代性”的动态性和稳定性、内在的张力和发展趋势中，发现那些结构复杂体和意义复杂体的特性的人，只要将他的工作从时间结构的特性、逻辑和发展入手就可以了，因为就像通过放大镜一样在这当中能够认识到决定这些布局的原则和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本项研究是以这样的观念为基础的，即恰当的社会科学的时间诊断应该确实就是字面意义的时间诊断。在这样的诊断原则中明显存在的问题是，不再能发现共同的焦点，并且因此看上去武断地选出单个的结构体现或文化表现，使它们成为整体社会分析的落脚点，这样做会导致不断增多地、混乱地将现代社会同时鉴定为工作社会、休闲社会、体验社会、风险社会、信息社会、多选择社会，以及形形色色的后一社会(例如后习俗社会、后工业社会、后历史社会、后现代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传统社会等)[44]，因此同时进行的“双重”时间诊断是脱离这样的困境的有效途径。而本书的目的和任务就是验证这个假设。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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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布迪厄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时间策略的宝库(Bourdieu,1977年,第7页)。
[40] 参照Zoll,1988年b,或者Rinderspacher,2000年。
\*即现在世界通用的阳历或西历。——译者注
[41]具体内容请见 Zerubavel,1981年和1985年。
[42]Zerubavel，1981年,第70页及其后页;1985年,第130页及其后页。
\*\*爱德华·汤普森(1924—1993)，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民众的习惯》等。——译者注
[43]参照Thompson,1967年;详细内容请参照本书第八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