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将时间使用数据和生活质量联系起来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研究显示，行为者将大量的休闲时间不仅用在努力完成他认为价值较低的行为而且是日程安排中的所有行为中不太能够为自身带来满足感的行为上。这一点尤其显示在看电视的行为上:被调查者认为看电视不仅是所有休闲行为中价值最低的75]，而且从中所得到的满意感甚至比从工作中得到的还低在从1到10的满意度阶梯中，在全美范围内1995年进行的调查显示，看电视的平均满意度是4.8,而工作却是7.0(在1975年甚至是8.0)],也低于购物(在1985年所进行的调查中是6.4);在1995年的调查中女性被调查者至少在打扫卫生等家务劳动中也甚至有比坐在电视机前更高的满意度(5.6)，与此同时，男性被调查者表示，做饭(5.5)比看电视有更多的乐趣。[76〕但是,尽管如此,西方工业国家的居民们仍然把平均将近40%的休闲时间贡献给了看电视，也就是说每天超过两个小时，比用在其他任何休闲活动的时间都要多很多。相反,很多被行为者认为是“美好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的而且的确能够给他们带来较高满意感的许多行为却忘记去做了[77],这些行为只占用了非常少的时间资源，而且从1965年以来，所用的时间资源还在继续减少。“换言之，将空余时间安排在那些值得花时间去做的’休闲活动上，诸如读严肃的文学作品、从事社区活动或参加文化活动，只是休闲雷达上的一个小光点”，罗宾逊和戈德柏在他们的结论中这样总结，并且指出在行为者表示他们喜欢做什么和他们实际上在做什么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不成比例的关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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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72]Luhmann,1968年,第143页。
[73] 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92页。
[74] Luhmann,1968年，第148页，并参照第154页，在那里卢曼对管理部门的公务员的工作环境的描写，似乎是晚期现代的生活的总体特征的描述：“由于要求履行大量的协调义务，每个人觉得他的时间如此短缺，并且是如此支离破碎的：尽管他是要在相互协作的联系中发挥作用的，尤其是要将一个工作背景中的最新的信息传递到另一个工作环境中，但是他根本找不到稍长一点的时间来思考。他的工作是管理可以迅速获得的并且可供利用的数据和符号;时间上的、业务上的和社会方面的远方的信息不再会考虑到，迂回的思考方式也不再会用到，因为用以协调的路径已经确立好了。”
[75] 在调查中所表达的意思是，被调查者指出这个行为正是他们首先准备放弃的(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