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原本被看做是有价值的行为，从长期来看会被遗忘并且贬值：“这样的任务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而且最终会贬值，落入比较不重要的排位，从而使得命运和重要性协调一致。因而从时间问题本身就会产生价值秩序的重构。”[86]
这样的思考自然包含了文化批判上的弦外之音，但是它被这样的判断所掩盖了，即行为者认为有价值的和能够从中体验到满足的行为，与他们在西方工业国家所做的显然不同。如果有人要支持文化衰落的判断的话，我建议，应该将时间维度的分析放在中心位置。
但是，这里所暗示的社会的价值秩序的被修改，是时间结构的社会发展的未经过深思熟虑和并非有意的伴随结果。一个民主政治的联盟面对确定了集体自治的独立观念的社会进程，能够从中产生在政治上相互影响的结果。因此，这个共同体就必须在必要时动用完全矛盾的似乎是民主一审查、“自主一家长专制”的自我约束的手段，从而阻止被这个共同体视为非常有价值但是需要长期的时间投资的文化实践活动通过不受控制的、短期有利的“市场专制主义”所腐蚀。[87〕只有当年轻的一代通过稳定的信任关系和可信赖的榜样所激励的时候，他们才会参与长期发展的和需要高昂的前提投资的时间活动。这样的信赖关系只能在长时期内逐渐发展出来。这些文化上必不可少的设置似乎也是在第三章“3”所提出的国家所保护的“减速的世外桃源”的进一步的发展，从这里面会产生相应的经验[88]这样的自我发展的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发展中的政治控制在结构方面的先决条件：但是，如同我将在这项研究的最后一个部分所要说明的，在当今社会中，由于加速所导致的功能领域的不同步化，这些条件正在变得糟糕。
第六章“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对时间体验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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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将这个观点放在林德的基本假设的光芒中去观察，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合理的时间安排往往以最合理的投入一产出比为目标，也就是，从尽可能少的时间花费中得到尽可能大的效用(Linder，1970年，第2页及其后页)。据我所见，这个观点本身也被“时间化”了：变量表现在，对效用的计算是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时间地平线上的。在一个具有高度不稳定性的社会，在那里对未来的期望和实现期望的条件都是不确定的，就一定会出现将合理化标准推向有利于短期的效用计算：如果从长期的效用的实现来看，就是不合理的。
[86]Luhmann,1968年,第148页。有关这方面的思考请参考Eriksen,2001年,第63页及其后页。
[87]对此请详细参照Rosa,1999年a,第753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