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就需要看到自我关系一定有一个将主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时间上的结构[110人们往往是通过确定他们如何成为这个样子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成什么样子的、将要是什么样子的和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从而来确定自己是谁。在每一个对身份确定有帮助的、记叙式结构的人生历史中，不仅过去被重构了，而且正因为如此，与此同时现在也被加以解释，并且可能的未来被加以规划。因而，无论如何自我关系也是时间关系，并且可以表现为重要的与文化相关的变体：在有些文化圈子里，身份定位主要是以过去和传统(以及从出身推导出来的义务和身份确定)为导向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在另一些文化圈子里，对未来(也就是或通过主动的构建方式或通过听天由命的方式而填满的时间)的期望和设计决定了对于自我的意义。在一个过去在这里丧失了它的约束力量并且与此同时未来被看做是不可预知和无法控制的社会中，就可能出现与现在相关的或者“情境式的”身份定位模式占主导地位[111]同时,在主体的日常的身份确定的工作中，往往多个不同影响范围的时间地平线相互联系在一起：不同情境下的、不同于既有的日常实践活动中的、从自己的生活的直观重要的角度出发的并且最终历史时代的时间模式和身份确定模式,都必须时常与新事物相互协调一致。[112]社会的时间结构和时间地平线的变化因此不可避免地对时间结构和身份定位的稳定性、身份定位的维护产生影响,因而正如我将在第十一章中所提出的假设指出的,现在与任何时候都不同,一个在“经典的”现代和人们所谓晚期现代或者(根据不同的视角)也可以称为后现代的现代之间出现了断裂。
所诊断出来的以代际内的速度发生的社会变化的加速和因此所导致的偶然性及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于由重要的社会加速所导致的身份确定的时间结构的变化有着重大的意义。正如利奥塔\*的观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偶然性及不确定性的增加也可以说明在“后现代”，所有的构建身份的关系和规定都需要以时间为界限：当一个家庭、职业、居住地点、政治的和宗教的信仰和实践基本上在任何时间都会被更换，或者说发生变化的话，那么这个人当然现在不再是糕点师、Y的丈夫、慕尼黑人、保守党人和天主教徒，而只是在一段不能预知期限的时期里，这个人“在那个片刻”—也就是说在正在不断缩小的现在，是这一切;这个人曾经是另外的样子,而且(可能)将要是另外一个人。113]因此,社会变化也似乎转移到主体的身份确定当中去了。所以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的身份定位究竟是否能够确定这些关系，或者我们从对我们的身份定位中的称谓的自我描述中是否能够看到这些关系，即这个人现在不是糕点师,而是他(自两年前开始)就作为糕点师在工作；这个人现在不是Y的丈夫，而是正与Y住在一起;这个人不是慕尼黑人和保守党人，而是(明年)将要住在慕尼黑并且给保守党投票。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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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110] 对此请参照Straub,1993年和1998年a。
[111] 参阅Lauer,1981年,第35页及其后页和第112页及其后页。
[112] 参照Straus和Höfer,1997年;Ahlheit,1988年;也请参照本书的第一章“1”。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Lyotard)(1924—1998),法国哲学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主要著作有《后现代状况》(这是“后现代主义”的定名之作)、《现象学》《旅程》和《政治学文学》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