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观点最终会带来有关身份定位萎缩的假设：自我似乎正收缩为没有称谓的“点状的自我”了[115]，不再能将它与所扮演的角色和关系，或者说与潜在的自我确定中的称谓(完全地)视为一致的了，而似乎是工具式的相互关系代替了后者。
在此期间，在身份确定的研究中，往往是将所观察到的变化(尽管对干变化的程度和范围有激烈的争论，但是在发展趋势上是无可置疑的)6理解为身份确定的或者说自我的动态化，主体将继续通过他的角色关系和信仰来确定并且从中获得对自我的理解—他还继续是糕点师、丈夫和天主教徒，但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实质上的)自我关系(包括偏好和价值观念)在时间上是不稳定的:这些身份是随着情境的变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117我将在第十一章中指出，这两个诊断并不一定是不兼容的，它们似乎只是涉及了自我确定过程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我确定自己，这是这个过程的主体侧面(确定是谁)，收缩到一个没有称谓的点上了，与此同时，客体侧面(确定是什么)表现为是情境化地流动着的。[118]
第六章“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对时间体验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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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在职业、情感、性关系、文化、家庭和国际领域同在政治事务领域一样，暂时的合同(代替了)永久的结构。”(Lyotard,1986年,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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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追随PaulValéry 和瓦尔特·本雅明的观点，Amir Ahmadi将这种在自我和角色之间的分离(2001年，第192页)诊断为社会加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当个体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承担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的时候，他们的契约只包括，扮演角色，但是他们觉得这些角色并没有触及他们的存在的核心。因此，每个人都不言而喻地成了一个讽刺。自我暂栖在日常事务之上和之外，焦虑地想象着对永远的期望，而与此同时它的在尘世间的影子正用尽全力将自己投入日常的与时间的斗争中去。”
[115] Taylor,1994年,第288页及其后页和第309页;Sandel,1993年;Rosa,1998年,第342页及其后页，第403页及其后页，以及2002年a。
[116] 对此请参看Straub,1998年b和2001年,或者Wenzel,1995年。
[117]Gergen,2000年；Willems/Hahn，1999年，第19页（导论）;Willems,1999年；Harvey，1990年，第286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