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在工业革命中的社会的生产过程的加速和因此而产生的物质的新陈代谢，所带来的工作关系的变化以及紧接着而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同样不需要进一步地阐述，大量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对它们进行了非常细致且多样的研究了[5]
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个同时也仍然在持续的数字革命“加速浪潮”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是由于新的计算机技术和媒体技术而导致的集中在通讯流和信息流的加速至上的一次加速。它通过带来新的职业结构、新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的沟通模式和又一轮的时间一空间一压缩，而对社会时间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从数量上的速度提高到质量上的新的社会形式的转变，在这里尤其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变化用以说明。由于全球的大宗金融交易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并且在几秒钟就能完成，因而货币的资本与常备资本之间的关系6]、投资模式、贸易实践、投机的机会和因此而来的经济行为的政治风险(例如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都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就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政治的回旋余地也随之一起出现了剧烈的变动7诸如卡斯特斯和埃里克森等社会学家诊断指出这些变化过程会带来新的社会革命，这是工业革命完全不能与之媲美的，并且作为结果，会带来新的社会形式[信息时代(TheInformation Age)]的发展[8]
我们与空间、时间、物品、其他行为者的关系的变化，是以技术加速为目的的过程的结果，有关这个问题我将在第十一章“3”中加以阐述，也包括随之而来的主体性的形式的变化。主体化的实践与社会化的实践和随之而来的身份确定模式及个性结构，是上述那些关系的函数；当后者随着技术的加速而发生变化时，前者也不可能不受影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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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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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照例如Birkefeld/Jung,1994年。
[5]参照诸如Thompson,1967年,或者Zoll的论文,1988年;Virilio,1980年;也包括本书的第八章“1”。
[6] 特别是产生了一方面是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另一方面是实体经济的发展之间的几乎完全分离的局面，因而最终导致所谓“新市场”在2000年夏天的崩溃并最终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也出现在标准证券市场中。
[7] 尤其是，Held,1999年,第189页及其后页，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也请参照本书的第十章。
[8]这是曼努埃尔·卡斯特斯三卷本著作的标题(Castells,1996年、1997年、1998年);参照Eriksen,2000年,以及Lestienne,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