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个体的减速所带来的巨大的成本，理智的行为者可能就会选择这样做：在农庄过周末、所有的技术联系可能都保持畅通，但是与此同时也下定决心不主动用它们做什么。偶尔发送附件，或者看电视，或者开车去弗莱堡听非常出色的音乐会，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是容易的，但是这个事实却是将对技术的使用的成本/用途计算以及因此而来的寻找合理性的负担明显推向了有意的减速的反面：由于加速的可能性随时存在，因而“世外桃源”也几乎不再能保存下来了。
正如我们从卢曼那里所看到的，当应该放弃对加速所带来的可能的益处的充分利用时，就需要“制度化的借口”，也就是与集体的强制性的决定。只有通过有目的的政治干涉，才有可能阻止针对某个目标的社会过程向着技术的(或金融的)可能的极限去加速。因此，设立新的和保护已有的“减速绿洲”，即人为创造的延缓时间或者静止的时间，是诸如弗里茨·瑞海斯、马提亚斯·艾伯林、杰瑞米·里夫金(JeremyRifkin)以及托马斯·H.埃里克森等社会减速的支持者所面对的主要挑战。[20]他们尝试着，从在图7-1上用箭头1所标明的在时间资源的短缺和通过技术加速的重新赢得之间的交界面这个位置，来打破在结构上和文化上已经常规化的加速循环。
第七章社会加速作为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加速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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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但是，由于意识到,在看星星、散步的同时，还能够处理紧急的来电、看有意思的电视节目、发送邮件附件和拜访朋友(所有这些活动可能已经归入必要的经历的范畴之内了).这样的意识已经出其不意地改变了看星星、散步等“简单的”行为的背景并因此也改变了它们的特性和质量了:即便在减速的世外桃源，我们也不能够摆脱(晚期)现代的空间—时间意识(请参照本书的《序言》中有关渔夫和企业家的差异的思考)。
\*杰瑞米·里夫金(1945—)，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北方将再度崛起》《异教徒的声明》《生物技术的世纪》。——译者注
[20]Reheis,1998年，第217页；Eberling，1996年；Rifkin,1987年，第189页及其后页；Eriksen,2001年,第147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