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时间导向的形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与时间是线性的和抽象的这个概念的全球化紧密相连的，并且也与工作世界中的时间经济的规范的被接受密切相关。如同我在导论中所尝试指出的，时间结构首先是系统的命令和主体的行为导向之间(通过同步化)相互调停的地方。从中就产生了这样的必要性，伴随着个体的时间上的行为导向的相应变化，就会出现经济中时间地平线的改变。实际上，从资本主义的时间经济中产生的高效率地利用时间资源的强迫力，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深刻地并且大范围地在占优势地位的时间实践的形式和实质方面对工作人群产生影响。这也会伴随着激烈的社会斗争，而且如同爱德华·汤普森在被广为引用的小品文《时间、工作原则和工业资本主义》(Zeit，Arbeits-disziplin undIndustriekapitalismus)中所分析的(23],通常也会伴随着通过外力所形成的变化的出现，在这里产生了用来适应经济系统的加速要求的主体的气质，并且表现为工业领域中的工作时间从所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的三重分离。
(1)第一重分离是，雇佣劳动的时间与机械钟表的预先出现相关，并且因此从之前如果不是有了几千年历史，也至少是有了几百年历史的社会生活主要由自然节奏来塑造的结构化分离出来的。一天的时间和一年的时间如同天气情况一样，对于工业的生产过程来说基本上不再有任何重要性。特别戏剧化地表现这种分离的方式是通过轮班制工作。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强调的，倒班制工作似乎是时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持没有特性的这个事实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在这里时间无论是在白天还是晚上，无论是在夏天还是冬天，都以同样的节奏前进，并且往往当在一个小时里，机器静止了或者没有工作，或是没有运输，或是没有销售，那么这个小时就被当做经济上消失的一小时。“因而，能够在一天24小时都工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追求”，马克思前后一致地作出了结论。[24]这个到今天为止继续进行的而且永远都不结束的取消的过程，最开始是取消自然节奏，后来也取消新出现的、集体的社会节奏，不仅是生产中的，而且也包括流通和消费中的(也就是说，取消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礼拜日和工作日，开放时间和关门时间，发送时间和发送间歇，简言之：取消可支配的时间和不可支配的时间)，最后形成了“没有特性的”、永恒的同步时间，这些都有着它的经济核心。
第八章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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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Linder,1970年,第77页及其后页。
\*君特·萨夫(Günter Scharf)(1938—),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时间与资本主义》《工作时间缩短的历史》等。——译者注
[21] Scharf,1988年a。
[22]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也请参照Rosa,1999年a。
[23] Thompson,1967年;进一步参考例如Zoll的文章(1988年);或者Richter,1991年,第61页及其后页。针对汤普森的质疑是：线性的时间概念的形成和时间原则的获得并不是在工业革命中才开始的，而是有一系列的重要的历史先驱，诸如在寺庙或修道院里：社会的时间导向往往是“复数的”、复杂的并且是多种多样的:两个时代的时间导向之间重来就不能简单地并且完全地分离(Thrift,1988年；Glennie和Thrift,1996年；Garhammer,1999年，第73页及其后页：对此也有Dohrn-vanRossum,1988年)。有两点是没有争议的：其一是，由于工业革命和工业时代的制度化的管理导致了严格的、影响广泛的、由此形成社会约束力的时间模式和时间结构的出现;其二是，尽管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时间导向，但是从此以后，现代社会的时间规范占有统治地位。两点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