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厂里使用固定的工作时间和时间周期，在工业革命期间部分是与猛烈的反抗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工人毁坏作为这种发展的中心标志的工厂时钟，或者流水线工人倔强地“旷工”，但是尽管如此，人们也完全感受到了新的生产制度的惩罚力量[28]对于新的时间概念的全球化而言，更为重要的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产生了约束和现代社会的所有制度，使得在工厂、医院、监狱、兵营、幼儿园以及特别是学校里，相应的观念和时间都必须将这些约束和制度变为习惯[29]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时间完全表现为米歇尔·福柯所分析指出的现代的纪律社会的主要工具。遵守严格的时间纪律在所有那些其行动模式往往是通过大部分是非常呆板的、抽象的时间模式所决定的(可以想象一下课程表、飞机时刻表和监禁处罚的时间周期)机构中扮演突出的角色，并且表现为纪律的中心目标。钟表因此成为最好的监视工具，因为它打破了人们通过自然和习惯而确立的原节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是触发现代的加速能动性和增长能动性的前提条件,正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的那个著名的发现所指出的，时钟，而不是蒸汽机之流，是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30]写入到身体之内的时间纪律因而首先产生了以抽象的时间样板为自己的行为导向的能力，也就是做到准时，并且每个既存的需求(诸如睡觉、饥饿或欲望、去厕所等)都因为首先要完成固定的时间模板上的任务而被推后，因此必然产生延迟对需求的满足、压制冲动，最高生产能力和休息恢复阶段都是被限定在抽象的时刻的。[31]
第八章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197
265
266
[26] 这种转变也适用于汤普森所说的主要注意力的改变(Thompson,1967)。
[27] Giddens,1995年b,第75页及其后页，和1987年a,第149页及其后页。
[28] 参照诸如Scharf,1988年b;Negt,1988年;或者Thompson,1967年。
[29] 而且公共交通的时刻表或者剧院和电影院的演出安排也为根据线性的和抽象的钟表时间确立日常生活的时间导向和时间实践作出了贡献。
\*刘易斯·芒福德(1895—1990),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并因其对城市和城市的建筑研究而闻名。主要著作有《科技与文明》《枝条与石头》《生存的价值》及《历史名城》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