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绝对不能断言，所谓的社会机制和在社会机制中所传达的时间导向，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来看，最终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所产生的结构和副作用。正如我将要进一步阐明的，社会机制和它其中的时间导向恰恰既是功能分化(如果没有以抽象的时间网格为导向，行为的协调和同步化是不可想象的)、政治组织、民族国家及军队的合理化以及特殊的理性主义的西方文化的后果，又是它们的必要条件。这些事物首先相互联系在一起，并且根据韦伯所强调的“选择性亲和”的模式编织成现代的机构的独特的网络[32]从中可以看到，观念和机制在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适应过程中共同前进地发展和变化着;但是在这里也不能放弃对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发展或者文化发展的单一原因的或非线性特征的假设[33]由于社会加速的趋势适合于结构的和文化的总体安排，并且都均匀地写入总体安排的各个部分，因此也可以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确定首要的驱动要素。
在技术和科技加速的维度中的更为主要和更为直接的驱动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时间经济的竞争逻辑，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运输、通讯和生产的仍然正在进行的加速在这里找到了突出的原因，并且从中所产生的加速压力当然并不只局限于技术加速的领域，而且也伸展到工作组织的发展上以及从那里又似乎“照耀到”其他的社会领域里，如现代的管理、科学加速的发展和法律的调适等等。现代的强有力的技术革命最终是为钟表效劳，而非相反:技术革命使得(时间经济高效率的)加速成为可能。因此，在工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技术的逻辑因而就是时间的逻辑;保罗·维希留的假设因而是值得信赖的，他认为“速度方面的”革命将比工业革命更加深入和广泛(而且发生得更早)，并且是现代性的真正的摇篮[34]
198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267
[30] 芒福德，1934年，第14页;有关现代的时间意识的发展与机械表、报时钟、精密钟表在修道院式的例行公事、都市的管理和(后来的)工业化的背景下的引入及推广的历史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钟表,也请参见Dohrn-vanRossum,1988年;LeGoff,1977年;Thrift，1988年。
[31] 从这个角度来看，事实上通过让孩子熟悉相应的时间实践的学校的时间制度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学校的日常生活产生于与线性时间的持续对峙。早上闹钟响起;在吃早饭的时候可能收音机里会有报时;之后，在上学路上要精确遵守公共汽车或有轨电车的开车时间；最终到了学校，礼堂或大厅里的分针催促着加快速度；一节课结束时铃声宣告开始休息。学校所发挥的作用是使时间使用变得紧凑的装置’。”(Richter，1991年，第40页；进一步请参照Treptow,1992年,第9页及其后页;Garhammer,1999年,第73页及其后页)
[32]参照 Giddens,1995年b,第75页及其后页。
[33] 参照Rosa,2004年b;也请参照Garhammer,1999年,第75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