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现代的加速能动性与其说是出自现代的制度的安排、不如说是它们的基础的猜测，当我们观察当下的后工业社会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的制度变化时，这个猜想立即就会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在这里可以证明的是，经典的现代的工作时间制度和与它有关的前文分析的工业化现代性的三个时间上的“分离”中至少其中的两个分离，(一眼看上去)是向着呈现出前资本主义特征的模式逆向发展的。
根据当代的劳动社会学和工业社会学的研究发现35]，目前的朝向—弹性生产、从空间上和时间上对工作的去规制化和“准时生产”及“准时发货”的趋势，腐蚀了按照规范工作时间的僵化的管理的趋势，导致在工作领域的任务方向或事件方向的元素又变得不可预测，并且逐渐产生了工作和“生活”的再一次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去差异化。对于新的职业分支，例如所谓的“新经济”的工作世界，以及高资质的雇员尤其如此，但并不仅限于这些领域。越来越常见的是，在晚期现代的社会里，当时针指向五点或者日历宣告着周末的来临的时候，“工作”并没有结束，而是只有当完成了所分配的任务时才是工作的结束，也就是说，往往是遵守了完工期限或完成了项目合同[36]的时候。因此，在这期间，甚至传统的生产企业也发生了转变,废除了工厂时钟和考勤钟，甚至连出勤检查也放弃了。工作定额不再是通过钟表，而是通过工作对象来确定的了，也就是，它再一次是以任务导向或事件导向来定义的，在深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工业社会学看来，这些变化完全等同于一场不可思议的革命。[37]资本主义时间实践的逆转如同生活领域中的又一次空间和时间上的去差别化一样，同样也是引人注意的朝向前现代关系的虚假的回归。在晚期现代，随着趋势的发展，工作岗位又将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或者相反；工作可以带回去在家中完成或者就直接在家里完成，生活世界的利益和要求又再一次遛进工作领域了。一个典范式的例子是远程工作的最新发展，尽管根据科学的观察，这种工作方式的普及度还不是很高。[38]可以代表最近的发展的是许多企业所作出的大量努力，从而使雇员能够带孩子来上班，或者在工作场合满足文化上的和体育运动上的需求，并且促进实现企业的“联盟化”的新形式。[39]通过这些方式(同样也包括通过诸如确定节假日和关闭时间等社会性的指令)，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之间再一次允许有了分界线，并且形成了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与工作有关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新形式的分散领域[40]
第八章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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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参照Virilio,1980年,第61页及其后页；对此也请参照Breuer,1988年,第314页及其后页。
[35]Piore/Sable,1984年;Behr,1999年;Voß,1998年和2001年;Sennett,1998年;Garham-mer,1999年和2002年。
[36] 从长期的流程化的工作到“项目式工作”或者说到(往往是在团队中完成的)工作项目清晰可见的过渡，在这里只是以抽象的一固定的和外部确定的时间模式为导向的工作，被确定了短期或中期的期限，但是有相对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的行为所替代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