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另一个到目前为止更受推崇的分析方向却是集中在对构成要素的分析上的，也就是那些决定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式，以及从它们的动态性到阶级界限的要素。在我看来，对资本主义进行重新的社会科学的解释应该是从这个角度进行的，这本书对发展的讨论也是在这个角度下的：而且，进一步仔细观察，会看到它进一步指出了，阶级对抗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增长迫力和加速迫力，以及增长承诺和加速承诺，这些都对现代的生活形式和社会形式时常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们是在资本主义时间经济中共同前进的提高原则，并且在资本主义的所有的历史变革过程中坚持下来了。当阶级对抗蒸发、不再有生产资料所有者和无产者的区分以及不再有“革命的主体”和他们能够对生活方式、社会项目有着重要影响的时候，增长迫力和加速迫力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也是保持着文化影响力和结构塑造能力的[44]
在这里所描述的晚期现代的发展保持不变的基础是什么，是什么如同一条红线一样贯穿着资本主义的不同的生产方式，这就是时间经济的命令的有效性：改革和变化一直站在时间有效性的命令之下，并且尤其是加速的逻辑，它在非常令人惊讶的资本主义的弹性和变异可能性的中间和背后开创了一条不会衰退的道路，尽管这个逻辑在不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环境下进行了不同的改变，带来了诸如“莱茵式的”(rhei-nisch)、“盎格鲁撒克逊式的”(angelsächsisch)和“亚洲式的”(asiatisch)
第八章 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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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这个范畴里也包括Michael Hardt 和Antonio Negri(2001年)很受关注的最新研究，他们的分析的(或者“本体论的”)基础构建了“帝国”和“群众”之间的区别或者“基本矛盾”。Hardt和Negri坚持将无产阶级定义为潜在的革命的反对阶级，这使得他们的研究对于解释晚期现代社会的现实有着明显的分类上的不足。“劳动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是对资本主义原则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服从。处于资本当中和维护资本这个事实使得无产者被定义为一个阶级”,Hardt和Negri这样写道(第53页),并且不情愿地指出，这些“无产者”没有形成阶级，而是被描写为所有行为主体的生活关系。对于谁而言，这个定义不是正确的？只要在现代社会的所有的主体或多或少地屈从于主观性的形式和资本对身体关系的有效的强迫之下，就绝对会首先沿着阶级冲突的路线出现反抗潜力的，或者从“工人阶级”中去寻找反抗潜力，如同Hardt和Negri所提出的，而不是在建立在个体的和政治的自我决定基础上的社会传统中找到。
[44]这两个变量也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的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例如可以从David Harvey、Fredric Jamesons 或 Moishe Postoned 的作品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