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晚期，福特—泰勒式的管理制度带来的加速可能性被证明是使人筋疲力尽、耗尽能力的，因而与它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化的劳动管理也似乎突然从时间经济“加速器”变成了“刹车片”[50]
经典现代的工作管理，是通过排除可能起到阻碍作用的主观的对意义进行探索的问题和减速的生活世界的时间实践，而实现劳动强度的增加(和因此而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或加速)的，因而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在这当中经济的能动性只有通过对工作的再一主体化的反向过程以及对生活世界的权限与资源凭借取消区域划分的“殖民化”的折返过程，才有可能实现：在今天，通过企业有目的地提高主体的干劲和能力并且考虑到“自己的时间”、个人的节奏和主体对空间一时间的需求，从而使得工作的强度得以增强。例如，当不再用工厂的钟表对工作成绩进行管理，而是代之以完工期限的时候，就一方面为主体打开了新的安排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也为雇主带来了新的绩效提高的机会，以及因此而来的加速的机会。显而易见的是，“对个体的业绩能力在一天、一周、一年和整个工作生涯中的节奏的漠不关心”，也不去过问“整个人是否恰好忧心忡忡或者感冒了”，而是要求“基本上每个小时付出同样的努力”，并且因此对劳动者的非经济方面的激励潜力不感兴趣，这样的工作(时间)制度白白浪费了增加强度的可能性，而限制“框架控制”、允许主体化和允许去除劳动的边界并且因此促进效能的完全发挥的系统却与前者完全相反[51]
第八章 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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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时间测量(Methods-TimeMeasurement,MTM)，是指执行某项特定工作所需要的时间依赖于选定的工作方法，也就是方法确定时间。方法时间测量是一种借助定义好的过程模块来描述、整理、设计和规划工作系统的工具，因而成为一种高效生产系统的标准。MTM是今日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预定时间方法，由此成为跨国公司所属各个单位的一种统一的生产过程计划与效率规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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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Behr,1999年,第44页,与卢曼的观点有联系;也请参照Richter,1991年,第65页及其后页。
[48〕 Habermas,1981年,第二卷,第471页。
[49] 参照Behr,1999年,第34页及其后页。之后的工作的强度增加已经是资本主义加速逻辑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了:正如马克思(Marx，1972年，第245页及其后页、第279页及其后页、第425页及其后页)所做的历史性的、小心翼翼地分析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首先通过增加工作时间而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也就是通过将工作时间延长至14个小时到16个小时，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更多小时。这种生产加速的方式就触碰到了它的极限——它导致了生产能力的丧失，而且最终使得付报酬的劳动过程变得低效率。经济系统通过变化对此作出反应，即通过增加劳动强度来同时实现缩短劳动时间(并且因此有足够的消费时间和深造时间)和经济上的加速。
[50]因而诸如GertGünterVoß(1998年,第1页:参考2001年)假设在工作世界的所有维度中都沿着在这里所阐明的发展路线发生了“深刻的结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