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和社会之间的去除边界也体现在，许多行为，诸如在继续教育、构建机会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建立和维护”或对职业市场的观察等方面，不再能清晰地归入工作或休闲之中了:有的人晚上和同事一起去打保龄球，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重要的信息；有的人致力于公益活动或者个人的继续教育，为了提升就业机会;有的人在业余时间忙于学习计算机技术的最新发展，以满足个人的，也是职业方面的兴趣爱好；有的人在心理生理学的健康培训课程中尝试着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对生活的乐趣，这些人往往是同时忙于私人的和工作的事务。“劳动力企业家”(Arbeiskraftunternehmer)(沃斯)既对他的生活中的所有方面，也对经济上的变现感兴趣，正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使他在生活所有领域也都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都将这种状况看做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标志：当他不能向上攀登时，他就掉下来了。[54]
鉴于这种随着当今的变化而产生的晚期现代的时间导向和任务导向的混合，或者说抽象一线性的时间和事件时间的混合，以及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混合，大量的时间社会学家建议，在“多样时间性”的概念下去解释当代社会的时间结构，这种时间特性意味着根据不同的情境灵活地在可计划的时间、线性的时间和事件时间、“时间化的”时间之间的来回变换，并且强调了主体重新赢得的进行安排的自由空间和时间上的主权。“最富有成效的……是，人们能够完全按照当时情境的要求灵活地在事件时间……的世界和钟表时间的世界之间跳来跃去。”[55]但是我觉得，这种时间概念是否确切地描述了晚期现代的“消除边界”的工作布局的特征，是很成问题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时间经济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与线性的、通过日历和钟表所确定的时间有关，而且正是这种时间经济的要求，在那些在分化的系统当中和这些系统之间扩展的互动链条必须相互协调和同步的地方，仍然是到处都具有决定性的。如果企业(和不断增多的公共机构)不再事先抽象地规定上班时间，而只是向雇员或者(虚假的)自由职业者确定交付期限、生产期限和完成期限的话，那么在这里线性时间和事件时间就以最棘手的方式相遇了:在没有集体时间制度的固定的框架和卸去经济负担的“业余时间”的固定的框架的情况下，最终应该能够实现经济方面的时间效率，它应该超过旧有的规定好了的、没有灵活性的、线性的时间制度的效率。因此，我似乎至少可以在所表现出来的新的工作时间安排的角度下，讨论事件时间通过线性时间的殖民化和时间自治通过时间他治的殖民化，而且这种形式的殖民化导致—正如我将在这项研究的第四部分要讨论的——不仅是在个体生活方式的微观社会层面的“高度情境化的时间实践”，而且也在政治控制和构造宏观经济领域，甚至也包括经济方面的战略领域本身实现“高度情境化的时间实践”[56]
第八章 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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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Voß,1998年,第25页及其后页;也请参照Voß,1990年;以及 Sennett,1998年。
[54]事实上，韦伯将这种原理看做是(经济上的)合理化过程的必然结构(Weber,1991年，第57页)。理查德·桑内特又一次在他的小品文中评价了新的“涡轮发动机—资本主义”的文化，静止意味着不可避免的后退，这种感觉最终也导致经济上的不合理的超级一能动主义(Sennett,1998年，第99页及其后页)。罗宾逊和戈德柏也在他们的时间预算分析中有趣地将这种态度定义为(Robinson/Godbey,1999年，第45页)生活方式的主导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空闲时间和工作之间的界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重要了—什么也不做，就是什么也不是，无论是工作还是空闲时间的活动对于定义我是谁’都非常重要。准备简历已经变成一门科学，而且这样的简历现在往往都要包括个人的空闲时间的活动以及他们的工作经历，这些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