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在经济—技术的社会领域所产生的快速的发展速度和变化速度为社会中的所有的其他的领域—政治、教育和培训、文化再生产甚至是法律体系等领域，带来了令人感到紧张的难题，这些将是第十二章所着重分析的问题。
- 加速的预言：文化引擎
在社会科学的著作中，秉持最终仅凭经济方面的引擎就能够完全解释现代性的加速趋势这种观点的作者并不少见，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所有其他社会领域的加速或多或少是被迫的，并且似乎是伴随着资本主义领跑者而带来的附带现象，这当中必然也会产生相应的文化方面的“主要现象”现代的速度意识形态和现代的加速渴望[58]加速应该从经济—技术要素变成文化要素，因为加速和生产的增长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消费和流通方面的加速和增长。诸如快餐、闪电战、赛车雪橇等现象中所代表的无法从经济上加以解释的现代文化的诱惑力，从上述的角度来看却被理解为是对来自物质基础的要求的附带的文化上的反映，这样的看法应该说是不合理的。
这种简化式的理解从两个角度来看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它不能说明经济上的结构要求和主观的及文化的意义模式之间相互调停的关系—当加速为主体不仅没有带来经济方面的刺激而且相反还让主体陷入金钱上的困难(并且因此也陷入了与之相连的时间上的贫乏)的时候，为什么主体参与了他们的消费行为上的加速，并且必然加入生活节奏的加速？资本主义的加速迫力本身不足解释其在非技术的加速维度中也几乎毫无阻力地推动了加速过程，也就是说，无法解释反对自我驱动的能动性或者说反抗经济加速命令的“有力举措”的结构上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化阻力为什么是缺席的。从现代文化上的自我关系的角度出发，动态化的继续发展显然不是有关对外在强迫力的适应的问题，而是关于自我确定的重要的因素。
其次，这种唯物主义的简化没有看到精神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使得生产力量和加速力量能够按照所描述的方式发展[59]正如针对经济优先假设的文化主义方面的批判的支持者所指出的，经济方面的能动性的发展从它的角度来看也不是没有文化方面的前提条件的，而是高度特殊的文化的和精神情绪历史的“需求状态”所产生的结果[60〕然而，根据这里所提出的受到拥护的历史发展的观点，基础的、历史性的变化所具有的清晰的并且似乎是先验的因果属性，就会涉及历史哲学方面的错误，因为精神的发展和制度的发展是被理解为共同进化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两个方面一边是保持相互依赖的关系，另一边是在一定程度的弹性界限内，也是能够部分自治地在不同的方向上发展的，直至遇到合法性的危机或者制度危机以及通过制度的基础的革命或者通过思想史上的范式变化所带来的跟随而来的平衡：(61]并且，根据这个假设，特别是时间结构和时间导向，是在精神发展和制度发展的相互调停的过程中不断产生的。因此，这样说尽管是正确的，即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不断出现的成功中能够下结论，现代性的文化正是以加速为基准方向的或者至少必须是与之兼容的，但是这只是暂时站得住脚的：因为从中所推导出来的就是精神和文化的发展只是简单地因为经济的系统命令对此提出要求。因而在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就是，加速能动性在现代是以什么方式进行文化上的规划的，也就是说，增长和加速的提升逻辑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在新时代的文化基础上受到约束和停靠下来的。
第八章 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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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有代表性的主要有Reheis,1998年(特别参照第64页),Jameson,1994年和1998年；Harvey,1990年,非常详尽地阐述了这一点;也请参考Scheuerman,2001年a,第2页及其后页；以及Postone,1996年,第224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