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马克斯·韦伯和被他所启发的(时间)社会学所分析得出的新教伦理的道德伦理中所指出的，现代的文化事实上是这一类的道德上的“对浪费时间的禁止”的重要的源泉[65],对于这一点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怀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于高效使用时间、紧凑地使用和利用每一分钟的规定是这种道德伦理的核心元素，它在被这种道德伦理所统治的时间实践中发挥着理性化和纪律约束的作用。韦伯所提出的内心世界的禁欲在这里表现为严苛的和一丝不苟的时间纪律。因此，这也证明了资本主义与新教主义的旗鼓相当，而且特别是它们在时间观念方面的不相上下，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时间经济提供了严丝合缝的文化对应。对于新教伦理而言，时间多得不得了的想法实际上是在道德上禁止的，按照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Baxter)\*的话来说，浪费时间是“第一宗也是最重的一宗罪恶”[66]这种时间观念是如何对现代的劳动社会构成束缚的，伯特兰·罗素在他的著名的《懒散颂》(Lob des Faulhe-it)中做了形象的说明，这本书是这样开头的(与韦伯的理论无关):“与我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会提到这样的谚语，撒旦发现一些恶作剧等着游手好闲的人去做’，当我还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孩子时，我相信人们告诉我的一切，并且良心会让我一直努力地工作直到现在。”[67]
第八章 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209
[63] 在这种观念的基督教的基础上，历史确定了它的进程的目标和方向，并且任其加速，Ermst Benz(1977年)和莱因哈特·科泽勒克这样指出(Koselleck,2000年，第168页及其后页和第177页及其后页)。历史又以变化了的形式成为长期在人类的进步中缺席的、具有启蒙意义的行为的推动力量，而现在用所有的力量使这些行为加速的目标变成了历史固有的了(Koselleck,第168页及其后页和第177页及其后页；Blumenberg,1986年，第218页及其后页)。在决定论的历史哲学基础上，能够从中推导出革命性的政治—历史的加速委托的理念，它直至20世纪都一直为社会革命的行为插上翅膀。
因此，最先的基督教的和之后的尘世的被拯救的期望中的要素成为现代的加速推动力的起源,这一点不应该被低估。即便汉斯·布鲁姆贝格(Blumenberg,1986年，第246页)也在这种关系中指出，“加速意识形态”在封闭的、决定论的历史概念中是合理的，而在拥有开放的未来的时间概念中却是非常不可能的，他强调。“对历史的过程中的必要之物的洞察……本身……”缺乏“足够的动机去产生用所有的加速的力量去支持所熟悉的事物的意愿的”，以及对于“不熟悉的…..”应该对“对它产生影响、使它参与到”有力的加速当中的决心。在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加速冲量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经受得住历史的时间概念的变化，并且甚至变得巩固了。
281
[64]Luhmann,1968年,第156页。
[65]Weber,1991年;对此也请参照本书第二章；进一步可以参考Neumann,1988年；或Sparn,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