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凭建立在宗教历史基础上的对浪费时间的道德上的禁令，是不足以解释现代的加速意愿的，这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样的禁止不能形成有激励作用的意识形态68〕，因此卢曼所提出的目标不断变化的时间意识形态并不足以确定对浪费时间的禁止，为了使他的解释成立，还需要额外加上道德的或者最好是伦理的信条，也对赢得时间充满期望。其次，新教伦理最初的道德力量和文化力量是与有着闭合的历史的线性的时间相关的。禁令之所以是合法的并且起到激励作用，是因为它与对灵魂的救赎和在(被认为即将到来的)世界的终点永生的关怀有关。因而，在这里一直存在的问题是，世俗现代的加速渴望的文化的激励能量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与开放的未来地平线联系起来的。
现在在第一个问题上可以明确，新教伦理的时间命令，即禁止浪费时间和要求提高效率，是通过恐惧和预言(它们归根结底是最基本的人类的驱动原则)同样地起到激励作用。根据韦伯的说法，新教徒式的工作狂，同样是面对探寻上帝恩赐所选中的对象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时，对于从中所产生的命中注定的宗教式分离的揪心的恐惧所带来的结果。禁欲主义一遵守纪律的唯意志论对于(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徒而言，在宿命论的作用和取消教会一神圣的拯救作用上似乎发挥着催化剂的功能，特别是在聚集着大量恐惧潜能的领域是唯一可靠的“慢慢化解宗教上的恐怖感觉的手段”[69]与之相关，对灵魂救赎、成为被选中的永生的对象或者被选中的恩赐的对象的预言，尽管根据加尔文主义的教义这些是不可能通过任何东西得到的，而是上天事先注定的，但是人们普遍地相信，是从实现高效率利用时间的生活方式的成功(和可能的职业上和物质上的成功)中“看出”被选中的对象的，在这里，在宗教的日常实践中的差异被慢慢磨平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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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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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巴克斯特(1615—1691),英国新教教会领袖、神学家、赞美诗作家。主要著作有《圣徒永远的安息》《召唤未回归者》《归正的牧师》等。——译者注
[66]参照本书的第二章.2(1),注释62。同韦伯所关注的一样，我发现同样的道德上的严苛可以在本杰明·富兰克林那里找到它的尘世化的变体，他提醒人们，那个因为懒惰不愿意挣五先令的人可能会将他的所有的获益潜力“谋杀”成“上千片碎片”(引文来自韦伯，1991年第40页及其后页)。浪费时间因此已经从备受谴责下移到了最糟糕的资本犯罪的台阶上了。
[67]Russell,1935年,第11页。沃斯(Voß,1990年)尝试着指出,新教伦理以什么样的方式到了今天仍然作为权威的生活方式的典范而存在，尽管是以变化了的形式，甚至是以扩展了的形式。
[68]因此，诸如不许杀人或不许偷盗这类严苛的道德禁令并不能带来相应的积极的激励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