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第七章所呈现的这个加速维度与技术加速和社会变化之间的联系，展现出非常令人不愉快的而且矛盾的结果，它导致现代性的加速程序变成了西西弗式的苦役，并且使得加速所暗含的“幸福的承诺”必然破产：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曾经能够快速地实现世界的可能性的以及因此能够提高生命中所实现的选项的总体数量的同样的发现、技术和手段，也增加了这些可以实现的选项—也就是世界时间的数量和种类，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以并不罕见的指数级增加的方式[87〕我们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新的媒介带来了选择的巨幅的增加，例如有线电视88]、因特网，它们不仅加速了传统的信息流程和通讯流程，而且也在服务、娱乐供应和通讯方式方面打开了新的可能空间，这两个媒介只是两个例子而已，它们反映了在现代社会里“错过的程度”是以什么方式呈指数级增加的。
而且，社会弹性化在多个层面的发展、去规制化和去惯例化，以及自然科学的进步，也都不断地增加着可实现的世界可能性和有待决定的选项的数量。晚期现代的行为者一直需要作出决定的是，他要面对不断增多的选择，根据“复杂性的时间化”的逻辑(这一点我们将在这一章的下一节中讨论)，同时决定通过将哪些选择的实现推迟到较晚一些的时间点上，而使得它们仍然被保留下来：如果现在已经不是孩子，可能就以后再说了;如果在中学毕业之后就立即开始做学徒，之后可能将大学学业和它联系起来；如果这部电影不能从一开始就看的话，那么就将它录在录像带或DVD上，等等。但是，在后来的时间点上，可以支配的选项(至少是与平均剩下的生命时间的比例关系)往往不是减少了,而是进一步增多了，复杂性的时间化没有消除加快速度的强迫力，而是强化了它：被拒绝的选项回来了，并且成为未来的选择的负担。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完全使用的程度，即在生活中所实现的世界的可能性与可以实现的世界的可能性之间的比例关系，与加速的预言相反是在持续减小的，但是我们仍然要疲于奔命地去加快生活的节奏。新时代的使世界时间和生命时间平衡的策略因而也失败了。由于(选项的)增加速率超过了不可避免的加速的速率，因而无疑使得已经不多的时间资源进一步紧张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进步的毫无意义的无休无止也完全转移到了生活中：(晚期)现代的主体不再能够去追求“老派和生命充实”，也不能使得生命时间和世界时间协调起来，也如同前现代的鲍尔·韦伯(BauerWeber)不再站在线性的、未来开放的时间中，而是站在以白天与黑夜、夏天与冬天、年轻与年老为循环节奏的循环式的时间中[89〕，因为被体验的所有的一切，早就被新的和加快的体验的、事件的和经验的可能性所赶超了。因此，这个似是而非的现象的文化的侧面，也被描写为在与此同时的技术加速中缩减着时间资源[90]加速的螺旋通过文化的侧面似乎以双倍的速度继续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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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86] Heintel/Macho,1985年,第66页。Castells(1996年,第452页及其后页)从“信息时代”的文化中也诊断出同样的通过同步完成所实现的超级加速来超越死亡的尝试(但是却导致了死亡在文化上的迫近)，并且也尝试着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达到永生，但是他明确强调，在这个观念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并不存在着相互关系。他忽视了我所认为的重要的连接，即从加速原理中产生了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
[87] 对此请参考Nowotny,1993年,第139页及其后页。
[88] 如果有人到了20世纪70年代还没有开通有线电视的话,那么在那个时候就会错过两个频道;而到今天还有人这么做的话，可能就会错过上百个频道，正是这些频道带来了“扫台式看电视”的加速了的消费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