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所产生的结果是，时间化的系统一定变得快速(“急躁”)，这个系统一定会增加完整性和(自我观察的)歧视能力……而且是以能够符合速度要求的形式…因而，对于伴有时间化的复杂性的系统而言，再生产一直是长期以来的难题。这个理论(指系统理论—本书作者注)并没有像传统的平衡理论那样涉及在吸收了干扰之后如何回到稳定的平衡位置，而是关于对系统元素的无休止的更新的保证；或者简而言之：不是关于静态的稳定性，而是关于动态的稳定性的。[98]
事实上，在这里系统理论的措辞让人很容易将所表现出的现代的时间难题翻译为时间视角的问题，这在当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在自创而生的完整性中进行区分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相互关联从这个“内部视角”看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每个时间点上都有要去做的决定，要计划在将来的运转，并且要去组织这种没有休止的中转能力。这一类的系统的行为迫力和由此所产生的时间紧张不可避免地转移到行为者的身上，卢曼对此进行了阐述：“一个被这样操控的系统……在它的环境中铺得很开，并且塑造着那里的人和事物，使得它们和这个系统联系在一起，并能够按照它的控制节奏发挥功能。因此……复杂性的时间化是从内到外迁移的，它牵扯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物品的损耗……”[99]这样的延伸过程很容易以一个行为者的例子进行阐释，比如一个人同时是家庭中的父亲、大学教师和市民自发组织的成员，他积极地参加家庭事务的时候，大学和市民自发组织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干扰的”环境，因为它们阻碍了所期望的家庭的“运行速度”，而使得家庭系统总是被迫“中场休息”、妨碍家庭系统实现可能性和产生连接能力，甚至直接导致它“停止下来”—如果当这个行为者在其他的(大学的、市民自发组织的)功能联系中操作的时候，就没法邀请姨妈来做客、无法修理儿子的自行车、只能推迟女儿的生日派对了。由于“自创性的”社会系统是建立在能够达到和保持“一个对它来说正常的或者仍然在可容忍的界限之内的事件顺序发生的速度”之上的，因此“空余的时间就被消除了……而且纳入到按序进行的事件中”[100]，对于这个行为者来说，似乎他在其他的互动关系中度过的每一分钟都被不可挽回地失去了，而不再能用于完成“系统操作”，他是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失去的时间。在系统视角下，连接行为一直是必要而且是所期望的；它通过系统的“空转时间”——行为者在这个时间里做着其他事情，在系统环境中被耽搁了，但往往只是滞后。复杂性的时间化因此产生了卢曼所指出的根本性的行为强迫：“体验领域的时间问题变成了行为领域的时间问题，因而时间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催促着人们。它迫使人们保持活跃”，卢曼这样评论，并且引用了卡尔·E.维克(KarlE.Weick)\*的话：“宁可要混乱的活跃，也不要有序的不活跃’………不行动是丢弃时间，那是一段什么都没实现的当下。”[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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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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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Luhmann,1996年,第79页。
[99] Luhmann,1980年,第225页;参考1990年b,第114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