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发展系统程序的持续运行为个体的行为者所带来的后果是，社会系统或者说组织和机构变得“贪得无厌”(科塞\*)[109]：它们不再满足于社会分配给它们的时间窗口，而是不断地要求主体的未被分割的注意力和全部的资源。因为从那些系统或者互动关系的内部视角来看，所有其他的行为只是干扰性的延迟和可以消灭的空转时间，因而高度时间化的系统对个体的抓取从趋势上来看是全部的。后者因此一直被迫保护他们对自己的时间预算的要求，因此用卢曼的话来说，他们在社会要求的磁场中移动着。[110]组织和机构通过这种方式变得“贪婪”，而且似乎提出了对“所有的”时间的要求，因而，在经济的和文化的解释之外，这就是有关为什么人们在功能分化的社会里如此普遍地感觉到“总是疲于奔命的”和对于任何活动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可支配的第三个决定性的原因。尽管，一位行为者打算将一天中的24小时都投入到一个功能领域中，但是他的时间资源对于完成系统所产生的任务来说也是不够的：总会不断出现有意义的事情要去做，尽管完全不必要，但是往往又是不可推迟的，因而它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放弃其他那些没有正在做的行为领域的活动的愿望。[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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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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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参照诸如Adam/Geißler/Held,1998年。
\*刘易斯·科塞(Lewis A.Coser)(1913—2003)，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社会冲突研究》《贪婪的制度》《理念人》等。——译者注
[109对此请参照刘易斯·科塞(Coser,1974年)的富有启发性的分析《贪婪的制度》(GierigerInstitutionen)。科塞从中得出，建立在“完全收进”原则基础上的清晰的功能分化对抗是“贪婪的制度”。与“贪婪的”收进所带来的可能的自治权丢失的结果相反，功能分化提供了被包含进入其中的多个相互间重叠的组织的保护(同上书，第21页)。科塞指出，这种多重联系阻碍了组织对于个体资源的全部利用的要求，因为它涉及对于相互冲突的要求的有集体约束力的规范性的和法律性的规定和限制，而且因此允许一个相对没有冲突的“有序的包含其中”。“因此……雇主可以合法地拥有个体的时间的数量被规范性地，甚至合法地确立了;在这个时间里，个体不能从事他的家庭事务或者其他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类似地，民主社会限制了可以宣称合法占有公民的领域……现代的非极权社会可以典型地形容为……通过结构化的安排竞争对个体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这里，个体远不再是被完全卷入某个特别的子系统中的了事实上他们是部分地参与到不同的社会圈子里，没有人可以要求专有的忠诚…...他们与多元化的角色—伙伴的多方面的参与……并不应该是陷入了不能解决的进退两难中……只要……他们中的所有人都满足于他们整个人……都只有一部分被控制的话。这里所发生的少许的变化就是，一个社会的部分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安排同时发生的事务间的优先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少会考虑到个体所关心的”(Coser,1974年，第2页及其后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正如这条假设所指出的，“分部分”区分的组织自身变得“贪婪”，并且在去边界化过程和主体化过程中从空间上和时间上超越了它的(特定的时间、空间和资源方面的)获取限制：本应该遵守的规范性和法律性限制也陷入被腐蚀的过程中，正如将要进一步阐述的，这可能会为个体的(和集体的)自治能力带来重大的影响。个体感觉到自己不再是面对一个“贪婪的”组织，而是同时面对多个(有关这个趋势Bennis/Slater也有论述,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