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那些主体很努力地将不同的互动联系和他所参与的行为相互平衡起来的地方，作为系统的运行时间在时间上的“去边界化”的结果，主体也被迫在他们所参与的那些行为中“去除”他们自己的时间周期和时间节奏的“边界”：正如我在这一章的第一节中所尝试阐述的，从趋势上来看，工作永远不会停止，人们会带着它回家，并且在周末也继续工作，为此将家庭的需要“插入到”在工作时间“当中”，类似的趋势也同样适用于市民自发组织。鉴于从每个系统视角来看都是“滑动的斜坡”，因而在每个单独的功能领域的义务都不再能约定期限。霍宁\*、阿伦斯(Ahrens)和格哈德(Gerhard)在他们有关晚期现代的时间和生活方式的研究中分析了大量的时间预算的研究[112]，他们指出，未来的时间模式是灵活的“赌徒”那样的人的时间模式，他们会根据现有的情境决定，他们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做多久，这是晚期现代的工作、休闲和“生活”
第八章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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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家庭的(合法的)要求必须为工作和市民自发组织作出让步、工作上的(合法的)要求必须向有利于家庭或者名誉职位上的投入作出退让;鉴于继续在市民自发组织中存在的要求，职业上和家庭中的过高要求也要对此加以考虑。
[111] 参照Bennis/Slater,1968年,第93 页。
\*卡尔·霍宁(KarlH.Hörning)(1938—)，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实践与美学》《时代先锋:弹性工作时间和新的生活方式》和《间接现代化》等。——译者注
[112] Hörning、Ahrens和Gerhard,1997年；也请参考例如Garhammer,1999年,第157 页及其后页,第411页及其后页和第463页及其后页；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86页及其后页;或者 Benthaus-Apel,1995年;也包括Sennett,1998年;Eriksen,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