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ried Leisure Class)开始,社会科学家就诊断出当代社会患有急性“时间一饥荒”，并且出现在所有的三个时间层面上〔60〕“现在，美国社会是饥饿的，不是像索马里(Somali)或其他土著文化的那种饥馑，那里的人匮乏的是食物，但是后现代社会最终缺乏的是时间”，时间预算研究者约翰·罗宾逊(JohnP. Robinson)\*和杰弗里·戈德(Geoffrey Godbey)这样写道;他们接着说：“时间饥饿带来的后果并不是死亡，但是，正如古雅典先哲所看到的，是生活从来就没有开始过。”[61]
要评判加速本身究竟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时间的变化，自然还是依赖于加速所产生的后果。由于人的生命时间从根本上来说是有期限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了实现某个目标的流程(例如，产品的生产、形式的形成、运输路程的跨越、信息的传递)的加快，基本上被认为是得偿所愿的。但是，明显的危险存在于过程、系统和前景中潜在的不同步而带来的单方面的加速。在社会的某个领域的加速，只有当它所带来的相应的速度提高在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的交接处能够没有摩擦耗损地“转换”过去，才可能是社会可以忍受的。[62]
在数量不断增多的时间诊断中，或是含蓄或是直率地提出了这个理论：正是因为在社会的许多领域的这种“转换”和“再同步化”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当人们尝试着系统分析这种不同步症状时，就会看到它可以分解为三种不同的发展形式。如同已经明确了的，第一种不同步的症状自然在任何时间都可能出现，即一边是系统一制度化或者结构化所强制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观念，另一边是行为者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观念，两者各自发展，因而由于迁徙式的或者快速的系统变迁，所带来的结果是瓦解，并且因此导致这两个时间结构的不同步。正如乔治·齐美尔已经明智地观察到的，制度的和结构的所强制的速度对于行为主体来说太快了，或者相反，从后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速度在很大程度上让人感觉仿佛是停滞和迟钝的[63]结构性的发展与文化的变迁一样，出于(内源性的)原因，也会形成这样的时间的分裂[64]再同步化过程可能向有利于一方或另一方发展：或者像爱德华·汤普森所描写的进程那样，行为者接受并内化新的时间方向：或者是出现系统变迁，这种情况，例如在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接受系统变迁，并用更迅速的和灵活的布局代替了以前的缺乏弹性的结构(也可能是相反的情况)。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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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林德(Linder，1970年)假设了一条“公理”，根据这条公理，由于要合理地安排时间，因此必须将时间富裕和物品富裕之间的比例关系完全调换过来，因此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成为将时间富裕社会变成了时间紧张社会(参照英语版本，第22页)。
\*约翰·罗宾逊(1965—)，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译者注
[61] Robinson/Godbey，1999年，第33页。
[62] 有加速所催生的转换问题,或者说是同步化问题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从一方面来说，通常几乎每个平民老百姓，例如作为(在火车站、咖啡馆、医院、电信局的)顾客或客户，都希望尽可能快地得到服务：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说，当他们作为工作者(也就是作为服务的提供者或生产者)时，又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较小的压力。这样的想法，即一切都要尽可能快地进展，这样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从集合层面来看，自然不可避免地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