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军队在现代化程度最高的21世纪又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最新的情况。在这里,毫无疑问体现为士兵的训练的形式的军队的纪律不再为,或者在任何情况下不再能大量地为生活节奏的加快作出贡献了。可能的情况是，许多新兵同样因为被迫的等待时段和什么都没做的时段以及迟钝的单一任务，而将他们的服兵役时间体验为减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每个时间单位中的行为事件和经历事件的密度相对于所习惯的日常生活中的密度没有提高而是降低了。正如在对晚期现代的工作世界的时间管理的变化的讨论中已经指出的，加速作用在今天更多的是通过个人化而实现的，也就是说通过完全利用个人的特点、节奏和原时而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标准化和行为及移动的保持同步调实现的。因为在军队中产生的等级化的命令链是没有效率的了，这意味着，这种命令链条在面对革新、弹性化、生产率的提高和对快速变化的要求的适应时太慢了，因此军队的指挥原理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领域中，尤其是在经济和管理领域，不断地被扁平的等级、团队作业和个人责任的提高而代替了。最后，军队由于它的作为“经典的现代”的机制的、线性的职业生涯模式，它的组织原则在晚期现代的时间的时间化的过程中，也明显显得不合时宜了。着眼于长期发展的职业规划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时代中失去了它的意义和导向力量；正如我们马上就要论述的，除了军队之外也只还有在国家的科层体系中能找到这样的职业生涯了，它们同样都可以看做是时代错乱的[19]因而，军队机构不再被期待会对于晚期现代的生活产生显著的加速作用。
那么，这对运输、通讯和生产的加速有什么影响呢？正如我已经作出的解释，保卫和可能夺取的所包围的领地的地理战略的逻辑，随着原子能远程火箭的开发在冷战的最高点上到达了它的决定性的界限。当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几分钟之内—尽管不是几秒钟之内——就能到达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的时候，建立在对要去保护的领地和(可能)要去占领的领地也就是前线和后方进行基本的区分基础上，即前线和后方的、有士兵和平民以及有近和远的基本区分的地理战略的军事计划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作为运动战的最后的形式的技术的爆发……导致所有相互分离而且也是有差异的事物的溶解，而这种不再有差别对我们而言是与政治上的失明等量齐观的。”[20]正如维希留一再强调的，凭借这些武器所面临的毁灭是快速而且彻底的，它们埋葬了理性的政治决策的可能性，因为在生存受到威胁的紧要关头没有时间按照在政治模式中的决策程序作出合理的决定了，也就是说，不再按照普遍的建议和权衡方式了。因此，如同维希留的理论所言，在20世纪后半叶，军事方面的可能性最终被迫在例外的国家’的存在期限内存在，这样的国家仍然在军事上能控制的加速可能性的界限之内[21]“达到完美无缺的高度的技术如此理性、如此快速，并且如此成功……以至于它们所带来的结果是不理性的，并且对于政治系统来说是功能失调的。”[22]
第九章权力、战争和速度:作为机制的核心加速器的国家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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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职业生涯’被看做是一个……标明了在前进中的一系列阶段并且伴有较为清晰的进入条件和入场规则的轨道…..…无论微软的员工或者它的无数的观察者及效仿者的员工怎样，经理人全部关心的都应该是更能适应潮流的松散的组织形式，以及商业组织被越来越多地看做为永无定论地、持续地努力在这个被感知为多样的、发展的和快速变动的……妨碍长期的结构当中，并且明确地妨碍将固有的预期寿命和工作—生涯通常的长度相提并论的结构世界里，建成一个具有更好的适应性的岛屿。在这些条件下，职业生涯’的理念才似乎模糊地、完全地产生出来”,齐格蒙·鲍曼(Zygmunt,2000年，第116页及其后页)借鉴了NigelThrift的观点并且这样阐述;也请参考Sennett,1998年;以及本书第八章“1”所讨论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