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功能上的变化在社会的加速方面体现得特别清晰。我的诊断以简洁明了的形式来阐述就是，民族国家从加速的关键机构变成了减速的核心机制，也就是说变成了加速的障碍。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在早期和“经典的”现代中，领土主权国家的中央集权化、标准化以及社会发展和交换过程的规制化产生了非常动态化的后果：一方面是安全组织，另一方面是国家的科层官僚机构的高效率的管理机器作为最重要的机构行使职能。有关与民主国家最密切地连接在一起的军队，我已经指出了它从现代的加速器到晚期现代的制动器的功能转变的假设：战争的去军事化也是战争的去国家化，尤其正如不断增加的有关市民战争的类型的讨论中所指出的，对国家的统治权的挑战是通过国家之下的运动从内部发出的[33]
第九章权力、战争和速度：作为机制的核心加速器的国家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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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参照诸如Gilpin,1987年;有关怀疑全球化的观点也请参考Held,特别是1999年,第5页及其后页。
[30]统治权在这里是指民族的行为自由的法律上的保护；自治权实际是行为的活动余地的确立;参照Held,尤其是1999年，第441页及其后页。
[31] 参照Beck,1997年,第一章;Harvey,2000年b,第65页;Castells,1997年;Held,特别是1999年。
\*戴维·赫尔德(DavidHeld)(1951—),英国政治学家。他和吉登斯同为著名的政体出版社(PolityPress)的创立者之一。主要著作有《批判性理论导言: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政治理论与现代国家》《民主的模式》《民主与全球秩序》《全球转变：政治、经济与文化》《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译者注
[32]Held,尤其是1999年，特别请参见第436页及其后页、第82页及其后页。类似的研究有Castells,1997年，第四章,尽管它们所强调的要点在于权力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