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第三种类型的不同步出现在社会的子系统或功能系统之间。从社会学到政治小品文到日常政策，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时间诊断，例如由经济、科学和技术所引发的发展，其速度对于社会变化中的政治控制和法律规范来说过快了。经济、科学和技术站在一边，法律和政治站在另一边，它们相互之间出现了“步调不一致”，即不同步了。[68]我将在这本书后面的内容中回到这三种不同步的形式上来，并且尝试着弄清楚它们与那些现代化所固有的加速趋势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社会系统的“(时间)结构的耦合”而导致的只是一个社会局部系统(持续不断的)加速，会从中产生同步的需求，这种需求为其他所有系统和在其中活动的行为者带来了时间方面的问题，在这里确实这一点就足够了。
现在尝试着从总体上来了解当下的时间症状和时间诊断，从中可以发现它们似乎汇集到一个关键的节点上。在相互间有很大差异的对当代社会的解释中，有一种观点很常见，它认为在现代化的发展中有或多或少的清晰的断裂出现，因此这个观点要求将当下的时代重新定义为第二现代性[69]反射的现代性[70]延伸的自由的现代性[71]晚期现代性72]或后现代性73]。在社会科学中，经常引起争论的是，这个假设中的断裂与什么相关(它属于结构的类别还是文化的类别?);这个断裂什么时候、在哪儿发挥历史性的作用(是否开创了现代？如果是，现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的影响有多深远：这是一个现代化中的断裂，还是伴随着现代化的断裂？这些备受争论的概念已经逐渐清晰了，一面赞同先前的诊断，一面也看到现代性的原则变得激进化的许多解释者认为，存在疑问的是，这个真正地被重新定义的历史时代走向哪里〔74]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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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当行动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相互分离的文化圈子时，往往就会出现不同步的现象，这些行为者的时间实践和时间方向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个同时代中的不同时性毫无疑问是“多元文化主义”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参照Marschall，1997年)。
[68]请见诸如Eberling，1996年;Scheuerman，2001年a;本书第十二章“3”。这个系统性的不同步症状的另一个变种可以从对生态运动的研究中得以确认，在那些研究中所支持的理论是，“社会系统”或者说“经济体系”对于大自然生态系统来说速度太快了。这个不一致性假设涉及这个命题—没有留给大自然社会足够的时间一方面使得原料再生，另一面使得有毒物质和垃圾被分解(参照Reheis，1998年，第34页及其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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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有关这个概念参照Beck，1997年,第25页。
[70]Beck/Giddens/Lash,1996年。
[71〕Wagner,1995年。
[72] 例如Hörning/Ahrens 和 Gerhard,1997年。
[73〕Lyotard,1986年;参照Jameson，1998年;Harvey，1990年;Welsch，1994年。